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 “双循环” 的测度及其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

摘   要:   本文从医药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 GVC) 和国内价值链( NVC) 分工的视角出发，构建省际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 “双循环” 测度框架，分析浙江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 “双循环” 的测度及其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显示，相较于 GVC  分工，考察期内浙江医药制造业更多地参与了 NVC 分工，且药品制造业比医疗器械制造业在价值链分工上更具优势; 在长三角地区的不同省份中，上海参与 GVC 分工程度最高，安徽参与NVC  分工程度最高，浙江均处于中间位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改进前后的浙江医药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的差别较大，参与 GVC 分工可促进浙江药品制造业影响力系数的提高，而参与 GVC 和 NVC 分工并未引发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提高。浙江医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结构升级拉动，需求的拉动作  用仍有待发挥。

关键词: 医药制造业; 双循环; 价值链分工; 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   F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4892( 2022) 05 － 0014 － 10

DOI:10.13762/j.cnki.cjlc.2022.05.0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医药产品与人类的生命健康休戚相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激发了全球医药行业提速发  展，医药制造业的竞争力已成为评价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内容之一，疫情之下的国内外社会经济环  境愈加错综复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在深入国际循环的同时更加注重国内循环并从不同角度予以  深刻阐释。因此，研究如何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中国医药制造业根基并进一步高水平助推医药制造  业更好地参与外循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医药制造业是一个复杂的跨学科高新技术产业，综合了一系列不同的专业技术理论，在生产过  程中涉及诸多行业领域，生产链条长且流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医药制造业的产量短时  间内既满足了国内需求，又有余力援助他国，充分显示了国内企业助推国际国内  “双循环” 的强大能力。目前，对于口罩、防护服等原材料种类需求较少、生产工序较为简单的一类和二类医疗器械，中国已完全可依靠国内价值链分工实现 “内循环”;   对于生产过程复杂的呼吸机等三类医疗器械，国内也有芯片、流量传感器、比例阀等核心元器件生产厂家具备打造国内国外   “双循环” 的潜力。从医药制造业的  GVC  单循环角度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研发产品及核心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仅从事拼接、组装等规模性生产活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GVC    分工的驱动模式虽可增强发展中国家内生性资源供给及需求整合扩张能力，但暗含要素租金被榨取、资源环境日益恶化、 产业发展结构性封锁、自主创新能力削弱等系列风险。因此，在促进医药制造业向  GVC  中高端迈进的同时，构建完整的国内价值链(  NVC)  、打造外向推动与内生拉动互促共进的国内国际  “双循环” 模式并非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关于  GVC  和  NVC  分工的研究层出不穷。从研究历程尤其是测度方法的演进来看，自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 GVC 分工的兴起和发展，传统贸易核算方法加速向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转变。出口分解技术是早期应用较为广泛的增加值贸易测度方法。从 Hummels 等( 2001) 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 的测度方法到 Koopman 等( 2010) 放松 Hummels 等( 2001) 的假设并将公式更一般化［1］［2］，学者们逐步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测度多国之间的贸易情况。Johnson 和 Noguera( 2012) 将在本国生产但被其他国家消费的增加值界定为增加值出口，测度了 1970—2009 年 42 个国家间贸易中的增加值［3］。Wang 等( 2013) 拓展投入产出模型到多国，基于 WIOD 数据库测算了 1995—2011 年 40 个贸易国 35 个部门的贸易流动状况［4］。考虑到出口分解技术的缺陷，Los 等( 2015) 进一步提出从最终产品生产分解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5］。Wang 等( 2017) 则实现最终产品的分解并构建生产分解模型，从增加值的去向和最终产品的来源两个角度思考全球价值链分工［6］。

在 GVC 分工测度的基础上，诸多国内学者进一步拓展 GVC 分工的测度方法到 NVC 分工中。苏庆义( 2016) 构建跨省际增加值的分解框架，分析增加值的来源和比例等［7］。国内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是 NVC 分工测度的数据基础，实现投入产出表中国内外区域的对接将直接影响 GVC 分工与NVC 分工的结合研究。倪红福和夏杰长( 2016) 尝试了这一 “对接” 并拓展 Wang 等( 2013) 的方法［4］［8］。邵朝对和苏丹妮( 2017) 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探究 GVC 分工与NVC 分工的互动关系［9］。潘文卿和李跟强( 2018)  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各区域与亚太经济体的互动关系［10］。段玉婉和杨翠红( 2018) 构建区分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模型，发现 2002—2007 年中国各地区加工出口的国内分工嵌入度显著加深［11］。李善同等( 2018) 通过构建内嵌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拓展王直等( 2015) 的分解方法，设计涵盖国内各省份的 VS 指数来反映各省参与国内价值链的程度［12］［13］。黎峰( 2020) 在 Wang 等( 2017) 的基础上定义基于内生能力的国内价值链，分解区域间的国内增加值流动，从而测度中国各区域参与 NVC 分工嵌入度，并进一步比较国内各区域参与 GVC 和 NVC 分工的情况［6］［14］。

综上，已有研究对 GVC 和 NVC 分工的测度、分解和应用开展了诸多探索，但从医药制造业的特点出发专门测度其 GVC 分工与 NVC 分工结合的 “双循环” 较为缺乏，进一步探讨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分工   “双循环” 引发的产业结构效应更为鲜见。对国内各省份来说，依据产品用途分别测度药品制造业和医疗器械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分工   “双循环” 的现状并发现不同类别产品带来的效应大小，可为打造适合本省医药制造业发展模式奠定基础。为此，本文采用   “双重嵌套” 的方式构建省际医药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双循环” 模型，并以浙江省为例实证分析不同年份浙江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分工 “双循环” 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根据 GVC 和 NVC 分工改进传统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测度并分析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分工 “双循环” 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为进一步推动医药制造业发展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

二、省际医药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 “双循环” 测度模型构建 

“双重嵌套” 的总体思路是:    根据投入产出表的平衡关系和比例关系，首先将某省投入产出表嵌入中国投入产出表，然后将内嵌某省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再嵌入世界投入产出表，最终实现对某省  内外循环( 即 NVC 分工和 GVC 分工) 的测度。

首先，在内嵌某省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中，该省对应的进口 Mi 是已知的，其余省份对应的进口Mi 为全国进口扣除该省进口的部分，即:

其次，由于某省投入产出表和中国投入产出表为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中包含流入省内的部分  mi ，因而在构建内嵌某省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时应将该部分按一定比例  (  即        

yi /         zij + yi ) 扣除，且中间使用与最终使用之和为总产出。据此，我们可得到最终使用为:

这里，z 为某省的中间投入/ 使用，y 为某省的最终使用，i、j ( i，j = 1，2，3) 分别代表药品制造业、医疗器械制造业和非医药制造业，c 代表中国投入产出表，zz 代表内嵌某省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中该省的合计，zc 代表内嵌某省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中除该省以外的其余省份的合计。

相应地，从某省流出的最终使用流量矩阵也按比例扣除流入省内的部分，其余省份流出的最终  使用流量矩阵按省际流出比例分配，可得: 

三、省份的选择依据与数据来源 

( 一) 省份的选择依据

本文之所以选择浙江省，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几点考虑。( 1)  新经济新动能发展已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背景下，浙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新动能迅猛发展并呈现出巨大的潜力。新动能的产业类型多种多样，而健康产业既涉及民生又属于技  术密集型产业，在浙江起步较早。2015 年，浙江的健康产业总产出高达 5391.  52  亿元。但相较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浙江的健康产业仍具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动能提升空间。( 2)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扩散对作为出口大省的浙江带来巨大影响，抗击疫情的过程本身  就证明全球合作、全球供应的重要性。2020   年第一季度，浙江医药制造业出口增长较快，医药品出口 22. 8 亿元( 增长 24. 4% ) 。其中，3 月份全省出口口罩 4. 1 亿个，防护服 146. 1 万件，红外测温仪 18. 2 万个，呼吸机 21. 6 万台，消毒器具 4819 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新冠肺炎疫情为浙江医药制造业快速增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研究浙江医药制造业 “双循环” 进程及其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具有很好的典型意义。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的测度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和浙江省的 2002、2007、2012 和 2017 年投入产出表及 WIOD 提供并更新到  2014   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如前文所述，医药制造业主要分为药品制造业和医疗器械制造业，由于最新出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 / T4754—2017) 与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定义的医药制造业有所不同，为更具可比性，我们重新整理医药制造业的具体分类并与国内投入   产出表中的部门相对应。 

四、浙江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 “双循环” 的测度结果 

( 一) 浙江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 “双循环” 的进程

表 1、2 报告了浙江医药制造业 2002—2012 年 GVC 和 NVC 分工参与度。对药品制造业，浙江参与前向 GVC 分工程度平稳上升，到 2012 年已有超过五分之一的部门增加值来自国际分工相对上游环节，而后向 GVC 参与度则呈下降趋势。在 NVC 分工中，浙江药品制造业的前后向参与度均有所下滑。总体来看，虽然浙江药品制造业在 NVC  分工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但其国内外的分工参与度的差距正在缩小。对医疗器械制造业，浙江参与前向 GVC  分工程度比药品制造业提升更快，而后向 GVC 参与度则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且低于前向 GVC 参与度。在 NVC 分工中，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的前后向参与度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表 1    浙江医药制造业的 GVC 分工参与度

前向参与度( GVC    Pt_  f)                                                    后向参与度( GVC Pt_ b)

注: 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下表同此。

表 2    浙江医药制造业的 NVC 分工参与度

前向参与度( NVC    Pt_  f)                                                    后向参与度( NVC Pt_ b)

( 二) 浙江与长三角地区其他省份的比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长三角三省一市要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作为长三角的金南翼，浙江更要肩负起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节点、国内国际  “双循环” 战略枢纽的重任。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参与医药制造业 NVC 分工程度普遍高于 GVC 分工程度，仅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的前向参与度在国际分工中的表现优于国内分工( 如表 3、4 所示) 。

对药品制造业参与 GVC 分工，江浙沪均表现较高的前后向参与度，而安徽相对落后。在 NVC 分工中，上海和安徽表现较高的前向参与度，江苏和浙江则落后于全国水平;    上海、安徽、浙江均表现较高的后向参与度，而江苏相对偏低。

对医疗器械制造业 GVC 分工，江浙沪均表现较高的前向参与度，而安徽远低于全国水平;   上海和江苏表现较高的后向参与度，浙江和安徽则较低。在 NVC 分工中，浙江的前向参与度仅为0. 2427，安徽则高达 0. 6863; 长三角地区的后向参与度均高于全国水平，说明参与国内分工的大量下游企业聚集于此。

表 3 长三角地区医药制造业参与 GVC 分工的比较

前向参与度( GVC    Pt_  f)                                                    后向参与度( GVC Pt_ b)

表 4 长三角地区医药制造业参与 NVC 分工的比较

前向参与度( NVC    Pt_  f)                                                    后向参与度( NVC Pt_ b)

五、浙江医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 “双循环” 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 一) 改进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传统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测度建立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之上。沈利生(  2010) 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发现运用传统的影响力系数计算后得出  “古怪” 的结论，即如果按传统的影响力或影响力系数的大小来确定优先发展的部门，则优先发展的应是影响力或影响力系数小  的部门［16］。因此，沈利生( 2010) 指出应从最终产品生产和增加值的角度来分析一国某产业参与GVC  分工对国内其他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从出口分解的视角转向生产分解推进了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16］，但不足之处在于对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拆分需采用  “按比例拆分” 的假设加以估算。本文构建的 GVC 与 NVC  相统一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可将中间投入和最终使用的国内部分、进口部分和由国内其他省份流入部分三者加以区分，以弥补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不足，尽可能  减少人为的假定。

依据前文的省际医药制造业价值链分工 “双循环” 测度模型，可计算得到浙江参与价值链分工前、参与 NVC 分工、同时参与 GVC 和 NVC 分工三种情况下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中间

这里，式( 22) 、( 23) 是排除进口和国内其他省份中间投入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也是对沈利生( 2010) 的 “按比例拆分” 的一种优化( 如表 5、6 所示) ［16］。表 5 显示，除 2012 年的影响力系数外，改进后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高于传统，表明浙江药品制造业在参与价值链“双循环” 中实际中间投入的产业拉动作用有所增强。药品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均大于  1，说明浙江药品制造业对其他部门的拉( 推) 动作用高于平均水平。药品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均在 0. 5 左右且小于 1，意味着浙江其他部门最终需求的增加对本省药品制造业的影响较小。表 6 显示，除 2007 年外，改进后的影响力系数显著低于传统，说明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参与价值链  “双循环” 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不足。改进后的感应度系数上升幅度较大，说明浙江其他部门对本省医疗器械制  造业具有一定推动作用。总体来看，浙江药品制造业与医疗器械制造业的差别较大，药品制造业对  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高于平均水平，而医疗器械制造业则趋向于相对分散且单一的产业结构状况。

表 5 改进前后的浙江药品制造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比较

改进前( 传统)                                                                                        改进后

 表 6 改进前后的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比较

改进前( 传统)                                                                                        改进后

进一步地，式( 24) —( 27) 的测算结果显示于图 1 中。

图 1 浙江医药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图 1 显示，浙江药品制造业参与 GVC 分工明显带来影响力系数的变大，说明其通过参与 GVC 分工能更进一步拉动各部门的产出。参与 GVC  分工对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影响力系数的作用不明显。另外，参与价值链分工对浙江医药制造业的感应度提升效果也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其全球竞争力还较   弱，对世界经济的需求感应度不高。对仅参与  NVC  分工来说，浙江医药制造业的各指标相较于省内分工均有所下降，说明浙江省内产业结构相对国内更加优化，产业间的拉动作用和感应度更为明显，  但国内分工环境下的产业之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

( 二) 增加值攀升能力

除改进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外，我们进一步从增加值攀升能力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升级  效应。增加值攀升可具体划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从增加值份额低的环节转移到增加值份额高的环节，暗含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环节的转变趋势;   二是价值链长度的延伸(  如增加售后服务等环节) 。参照张若雪( 2016)  的方法，本文从增加值攀升的两个层面对浙江医药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展开讨论［17］。

增加值绝对量的增长可分解为两个部分:    第一，当生产结构保持不变时，由世界总需求增加带来的中国增加值增长，即总需求效应;    第二，当世界总需求不变时，由中国生产结构改变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价值链攀升，即生产结构效应。这里，我们采用如下的公式表示:

其中，VA 表示某国( 省) 的部门增加值，V' 为单位最终需求增加值，Y 为最终需求量，y 表示年份，base 表示基年。式( 28) 的右边第一项为总需求效应，第二项为生产结构效应。

我们利用式( 28) 测算并分析 2002—2012 年浙江医药制造业的增加值分解情况。表 7 显示，2002—2007 年浙江药品制造业主要增长动力为总需求，在增加值变化中，总需求效应占 82. 37% ， 生产结构效应占 17. 63% 。2002—2007 年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总增加值出现减少( 总需求效应占97. 08% ，生产结构效应仅占 2. 92% ) ，说明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增加值下滑主要源于需求减少。

2007—2012 年浙江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达 173. 35 亿美元( 生产结构效应占 98. 03% ) ，说明浙江这五年内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是由生产结构的变化拉动的。同样地，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也表现以生  产结构为主要拉动力的现象，但生产结构效应略高于总需求效应，说明其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都发生较明显的升级，而 2007—2012 年需求的减少可能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表 7    浙江医药制造业的增加值分解

  六、结论与启示

医药制造业具备高新技术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的双重产业属性，是后疫情时代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性产业之一。本文在构建省际医药制造业参与 GVC 和 NVC 分工 “双循环” 统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浙江省为例测度并分析药品制造业和医疗器械制造业参与 GVC 和  NVC  分工的程度。进一步地，从改进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增加值攀升能力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浙江医  药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从参与价值链  “双循环” 看，浙江医药制造业的重心偏向于国内循环，同步于长三角地区参与国际循环的整体进程且上游环节的参  与度高于下游;   药品制造业比医疗器械制造业更为迅猛，参与 GVC 和 NVC 分工均更加积极;   从产业结构的升级效应看，浙江药品制造业参与 GVC  分工能有效拉动其他部门的产出，因而产业结构较为成熟，但医疗器械制造业对参与价值链分工并不敏感;    从增加值的增长动力看，浙江医药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由需求拉动转向生产结构推动，其产业结构呈现优化升级的态势。

根据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的政策启示。第一，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契机，深入参    与药品制造业国内外循环，巩固和提升浙江医药制造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和优势。目前，全球    产业链的分工逻辑正处于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的动态调整过程中，浙江医药制造业亟需加快    医药制造业融入双重价值链的既有进程，依托市场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大国市场优势，聚焦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定位，系统谋划长三角地区医药制造业整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根据    顶层设计合理规划浙江在构建区域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中的定位及贡献。第二，积极推动医药制造业的生态从相互竞争向链群共赢转变，合力培育 “链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浙江药品制造业产业结构较为成熟的优势，鼓励和支持浙江龙头企业组建省域和跨省域的产业链联盟。同时，推动浙江医疗器械制造业优势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途径培育 “链主”，着力扭转缺乏 “链主”企业的产业生态，重点建设长三角地区链群共赢的产业生态，助力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保持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动力转变的良好趋势，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重点突    破   “卡脖子” 的技术环节。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创新药和新型医疗企业是提升医药制造业增加值的根本动力，事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国民生命健康。积极发挥全球制药行业的研发模式重  塑、数字技术赋能创新的巨大潜力及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综合优势，进一步完善医药制    造业的创新激励、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市场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构建技术与市场合力推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医药制造业良性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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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 Participation in “Double Cycle”of Value Chain and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ffect: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 

CHEN Jinqi1 ，XIANG Ying2 ，CHEN Qiyuan2

( 1.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Hangzhou 311121，China;

2. School of Data Sciences，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 participation in GVC and NVC，this pa- per builds a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measurement frameworkthe dynamic change process of Zhejiang phar- 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 participation in the “double cycle”of the value chain. On this basis，an 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effect of Zhejiang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 participation in the value chain is .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GVC，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Zhe- jiang is more involved in the NVC，and the medicin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he value chain than the medical devi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ifferent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region that Shanghai has the highest de- 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GVC in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Anhui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NVC，and Zhe- jiang is in the middle position.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indicates that the influence and inductance coeffi- cients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quite differ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rove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GVC has promoted the increase in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medicin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growth of the added value of Zhejiang’ s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upgrading of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and the de- mand-pull role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exerted.

Key words: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ouble Cycle; the Value Chai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