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疫灾引发的社会危机

摘   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疫病多发的时期，疟疾、痢疾、霍乱等多种传染病的肆虐，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主要包括政治      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等。政治危机是由于疫灾导致了政治威信、政权分配以及君臣关系的改变；经济危机则是由于      疫灾导致人口和牲畜锐减、社会矛盾激化，造成工商业萎缩，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则主要表现在疫灾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战争失利。“灾害天谴论“”天人感应说”是影响唐人至深的灾疫成因，而儒家的仁政思想则成为统治集团积极有效的应对理论，指导统治集团推行积极的弥灾举措。 

关键词：唐代 疫灾 社会危机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21-08-30

Wu Tianyu, Wen Cuifang

  Ta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frequent epidemics in Chinese history. Malaria, dysentery, cholera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rampant, which caused serious social crisis, including political crisis, economic crisis, social unrest and so on. The political crisis was because the epidemic led to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restige,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s and subjects. The economic crisis was because the epidemic led to the sharp decline of population and livestock,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nflicts, the shrink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the economic recession. The social crisis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arge-scal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loss  of  war  caused  by  the  epidemics.  "The  theory  of  nature’spunishmen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ere  the  causes of epidemics which influenced the  people  of

Tang Dynasty deeply, while the Confucian benevolent government thought became the active and effective coping theory of the ruling group, and guided the ruling group to carry out active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epidemics.

 Tang Dynasty; epidemic; social crisis 

目前，学界涉及唐代疫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是研究唐代疫灾的成因、种类，如张剑光的《唐代江南的疫病与户口》，对唐代史书上的几次大规模 的疫灾进行逐一梳理，探究其成因和分布范围，进而归 纳江南疫灾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唐代江南地区户口下降不是由疫灾造成的这一观点[1]101；闵祥鹏的《诗中之意与诗外之“疫”——由唐诗的疫病表现说起》一文中以韩愈、骆宾王、孟浩然等人的诗歌为代表，对唐代疫灾的 种类、传播途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展示，文中列举的诗 人通过切身体会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受灾状况，官方与民 间的应对状况[2]71。第二是研究在疫病发生时，政府采取 了哪些积极措施去应对。如李胜伟的《唐代疫病流行与 政府应对措施浅论》，主要论述了政府的应对措施，认为唐朝政府在疫灾面前救灾机制成熟，但由于历史条件和医疗发展水平的限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3]82；赵曙和陈瑶的《唐代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若干问题探析》在探究 政府应对疫灾的措施的同时，还从公共卫生管理的角度 切入，以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了唐朝的饮食饮水卫生、环 境卫生和《唐律疏议》对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的规定[4]96。 综上可知，目前学术界没有关于唐代疫灾引发的社会危机的专论性成果，本文将从疫灾引发的政治危 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角度切入，对唐代疫灾引发 的社会危机做专论性的研究，以探究疫灾和社会运行 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政治危机

中古时期，人们对于疫病的认识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认为疫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疫鬼作祟。“国将有恤，则邪乱之气先被于民，故疫。”[5]9“57   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虐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庾），善惊人小儿。’”[6]3128 自汉儒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灾害天谴论”以来，自然灾变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 义，政治运行的优劣可以通过上天降下的祥瑞和灾变 来体现。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沟通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是国家兴旺、生民福祸的关键性因素：“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7]193  因此，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皇帝往往将疫病暴发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失德，为平息上天的怨 愤，他们必须检讨自身行为，向上天祈福。作为皇帝意 志的执行者，官僚集团也不能独善其身，他们或辞官不 就，或罪己检讨。辩证地看，灾害天谴论为至高无上的 皇权披上了神意的枷锁，在防止皇帝暴政、官吏贪残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 成。但究其根源，是由于疫灾导致的政治危机引起了皇 帝的高度警觉，在传统儒家“君父”观念的影响下，只有 作为天之子民之父的皇帝才是唯一有合法特权告罪于 天的人，因此，自谴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政治作秀的意 味，是一次借助天威强化皇权的良机。皇帝在疫情面前 下诏自谴，于理性精神层面上有所缺失，对灾害成因的 解释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阻碍了人们科学精 神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封建等级观念，使人们 在告罪于天方面花费巨大的时间与精力，从而贻误救 灾的宝贵时机，加重疫情。

1. 皇帝自谴弥灾。在唐人看来，疫灾的发生是上天因被触怒而降下灾难，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承担着敬 天绥民的重担，同时为加强皇权的神圣性，突出其与上 天之间的特殊联系，皇帝通过下诏自谴的方式归罪于 自身，起到安抚百姓、巩固皇权的目的。面对瘟疫造成 的惨痛损失，唐代帝王尝试通过深刻自责和反省，承担罪责，平息上天的愤怒。“《书》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斯戒惧之谓矣！盖夫居司牧之重，为神祇之主，克相上帝，以绥四方。其或 民之多辟，自投于罪罟，天或降灾，以至于谪见。事有过 举之失，岁罹荐饥之患，德教之靡究，风化之或愆，乃复 归过于躬，引咎自责，周旋抑畏，不遑宁处。以至贬损奉  养之具，咨求忠谠之议，发于感涕，以致其诚心；形于诏令，以申乎诞告。”[8]1946 但当他们的求神祈福收效甚微时，便不可避免地怀疑自身受命于天的合理性，百姓为求生存，纷纷选择逃亡、暴动甚至谋逆，造成统治危机。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唐王朝的经济重心剑南、浙西二地发生疫灾，“自剑南至浙西大疫”[9]957，再加之战乱连连、天气诡变，百姓丧生者众，文宗忧心自责不已，下诏自谴：“朕之菲德，涉道未明，不能调序四时，导迎和气。自去冬已来，逾月雨雪，寒风尤甚，颇伤于和。念兹庶甿， 或罹冻馁，无所假贷，莫能自存。中宵载怀，旰食兴叹，怵惕若厉，时予之辜。思弘惠泽，以顺时令……言念赤子， 视之如伤。天或警予，示此阴沴，抚躬夕惕，予甚悼焉。”

[10]544 将灾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于自己不能“调序四时，导迎和气”，是典型的受到“灾害天谴论”和“天人感应”思  想影响的认识结果。太宗也认为灾难是对皇帝失德行为的惩罚，“朕之不德，皇天降灾”[11]526。

唐宣宗大中年间，扬、润、庐、寿、滁、和、宣、楚、濠、 泗、光、宿等州发生灾疫，宣宗认为这是上天对他失德行为的告诫，错误在己一人，于是“夙夜增惧，当宁兴叹”[12]852，进行深切的自责，并因此拒绝享受淮南、宣歙、浙西三道进贡的珍贵贡品而将之用于赈灾，“又以数道疾疫，百姓流亡，永言宵旰之勤，岂务珍华之贡。其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贺冬及来年贺正所进奉金银钱帛，宜特放免均融，仍各委本道观察使据所放均融，贷贫下户，填纳税租。其逃亡户，如赈恤使有所不该者，亦以此便宜济助，务令苏息”[13]853。此外，宣宗还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督促地方行政官员体恤百姓，裁决冤狱， 勤政爱民，及时上报灾情，违者处以严刑，“宜委所在长吏慎恤刑狱，疏决囚徒，必务躬亲，俾无冤滞。检辖暴吏，惩殿慢官，宽常赋之征，罢不急之务，详求病利，悉以奏陈。恭伫良规，用副忧寄，苟不遵诏旨，尚务侵欺， 必正刑书，义无容贷。”[14]853 元宗时期，发生旱疫灾害，皇帝为调和阴阳而归罪自身，进而采取了避正殿、减少膳食、鼓励官员上书言事和裁决冤狱的措施：“冤囚有滞邪，疠疵道长邪，阴阳气隔邪，何崇朝密云，布未洽也。 载加寅畏，弗敢荒宁，诚不动天，叹深罪已，思从避减， 以塞愆尤……朕今避正殿、减常膳，仍令诸司长官，各言时政得失，以辅朕之不逮。天下见禁囚徒中，或以痛自诬者，各令长官，审加详覆，疑有冤滥，随事案理，仍告于社稷，备展诚祈。”[15]305

《唐大诏令集》收录的《奉天遣使宣慰诸道制》记载了面对接连发生的瘟疫、水旱灾害，皇帝下诏归罪自身：“疫疠荐至，水旱相承，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朕自嗣位，逮及六年，连兵不解，以逾四稔，虽本非获已，义在济人，而事有重劳，敢忘咎己，皆以朕躬寡昧。”因此，皇帝调整先前的政策，下令改元，减免赋税徭役，与民休息，派遣安抚史，劝课农桑，停止战争，“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将反侧获安，则干戈日弭；赋役差减，则众庶就康。还定流亡，与之休息，犹惧思虑未周于庶务，诚感未达于遐方。”[16]4732

唐代统治者在疫灾造成的惨痛危机下纷纷自谴、罪己，这一政治现象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首先是灾害天谴论对统治者的震慑，使其罪己行为的出发点立足于平息天怒，进而疏解人怨；其次，儒家思想将皇帝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角色定义为“君父”，突出其在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以上几位下罪己诏的皇帝皆是儒学的忠实推崇者，他们在发展儒学、弘扬儒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认可自己的“君父”角色， 对百姓在疫灾下的苦难有切身体会；再次，皇帝自谴看上去是一种有损威信的行为，但实际上树立了仁厚贤明的良好政治形象、加强了皇权与天之间的神秘联系， 增加了皇权的排他性，有助于敦促官员救灾，消弭民间的反抗意识，从而巩固皇权，缓和社会矛盾。

2.   群臣对皇帝进行劝谏。臣下在与皇帝商谈政治时，多次指出皇帝的施政言行与灾疫之间的关系，借此 督促皇帝以黎民为本，立德修身，施行仁政。这些言论 在委婉中又尖锐地指出，皇权并非固若金汤，若非兢兢 业业、体恤百姓，上天就会降灾惩治。冯万石在与唐中 宗论对时，讲述了古代圣王实行仁义之政而使得阴阳和顺、疾疫不发之例，借以督促中宗以之为楷模：“及至中古，行仁履义，克己厉身，拯溺于人，博施于物，即能阴阳不错，风雨以时，疾疫必除。”[17]2106 张楚也对玄宗有此劝诫“：臣闻昔在上皇之抚运也，政宽事明，法简心一。仰察天道，中顺人情，至于不言，混然而化。故上元所以眷 命，罔违于德；下人安定厥居，俾获其利。暑往寒来以信之，云行雨施以从之。于是乎疲疾不生，祯祥洊至。”[18]3112皇帝在春旱时期兴修寺庙，劳民伤财，耽误务农，裴漼对 该现象进行劝谏，指出过度消磨民力，就有导致疫病发生的可能“：若号令乖度，役使不时，则人加疾疫之危，国有水旱之变，此五行之必应也。”[19]2832  臣下通过上天降灾、威胁皇权这一表达方式进行劝诫，传达于天子耳中不但不会激起皇帝的憎恶，形成皇帝与臣子之间的对 立，还可变相表达对天子地位的拥护，以及心系百姓的 政治自觉，从而加强皇帝对其的信任和荣宠。

3. 权臣在政治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疫灾大大削弱了皇帝的权威，使得朝堂之内怀疑质疑之声大涨。一些手握重权、德高望重之臣便通过拥立储君的方式弥灾，同时加强自己的权力。韦太尉是唐代一位政绩卓著的权臣，唐武宗年间，发生疫灾，朝野内外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出面革新政治，韦太尉本人也深感忧愁， 请求册立储君来为国分忧，可见当时疫情局势严峻，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当时皇帝的权威，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提出了新要求。“昨者疫瘳之日，咸望再起，频造屏内，候公动止。忧国慷慨，请立太子，事苟未行，殁而后巳。今上嗣位，人神交喜，哀伤大贤。”[20]8162 后继之君对他的支持感激不已，尊其为大贤之人。

4. 官员退位请罪并设法弥灾。疫灾造成的人间惨象极大地刺痛了有良知的官员，他们自求罢官谢罪。元结任道州刺史期间，该地区发生疫病，百姓冰、死人数甚重，元结向代宗皇帝上奏《再谢上表》，提及“水旱灾沴， 每岁不免，疾疫死伤，臣州尤甚，以臣自讼，合抵刑宪。 圣朝宽贷，犹宜夺官，陛下过听，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让者，以臣为苟安禄位”[21]3864，疫灾带来的死伤令元结十分沮丧愧疚，并向皇帝提出了辞官的请求。

君臣一体是唐代官员信奉的为官准则，疫灾发生 时，他们为皇帝分忧，同情黎民百姓，官僚集团举行祈 福、祭祀等活动，以减轻疫灾。唐代青词留存了大量唐 人祈福祛疫的文章，反映了当时受“疫鬼”和“天人感 应”思想影响下官员们对瘟疫采取的态度。李商隐在《赛越王神文》中求神灵：“尚兴甘雨，以救公田。敢陈沼涧之毛，用报京坻之积。神其永司兹土，长庇吾人。福佑柔良，驱除疫疠。”[22]8159 韩愈任潮州刺史期间，为当地黎民百姓向湖神献祭：“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兹土，以庇其人， 今兹无有水旱雷雨风火疾疫为灾。”[23]5752 这些青词从侧面反映出疫灾对政治构成了威胁，祈福活动在当时扮演着祛除瘟疫、解救百姓和维护统治的多重作用。

除自谴、罢官和献祭青词外，官员也从实践生活可操作的角度为救治疫情付出了很大心血。王仲舒任婺州刺史期间，“时疫旱甚，人死亡且尽，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24]5693。刘禹锡也曾有类似的经历：“到任之初，便逢灾疫。奉宣圣泽，恭守诏条，上禀睿谟，下求人瘼，才术虽短，忧劳则深，幸免流离，渐臻完复。”[25]6077 这些官员处江湖之远，仍心系百姓，在疫灾发生时积极作 为，践行了儒家的价值准则，在历史上留下了良好的声 名，也为缓和政治危机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综上，疫病导致整个统治集团都处于巨大的危机 之下，极大地制约了皇权无限性，规范了皇帝和官吏的 行为。为了治愈瘟疫，他们向天祈福，下抚黎民，在天人 关系上体现出二者并重但略微倾向于人事的特点。

二、经济危机

1. 疫灾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封建社会人口作为劳动力的表现形态，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口死亡会给经济以致命性打击，甚至造成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中断。平民百姓具备的防疫抗疫知识甚少，在疫灾面前的抵抗力十分有限，官方救疫措施往往具有滞后性，再加之当时的医学水平仍然较低，故疫灾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如唐高宗永淳元年（682）两京地区发生大规模疫情，造成大量百姓的死亡。“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26]957 唐中宗神龙三年（707）“，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27]957“，大顺二年春，淮南疫，死者十三四”[28]957。自然灾害往往是导致疫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并且在疫灾发生过程中反复出现，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浙江、福建等地发生旱灾，进而引发瘟疫，百姓在疫病和干渴的双重压迫下丧生“。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29]369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时州发生旱灾，进而引发瘟疫“，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30]5282。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关内、河东大疫”[31]956，关内道、河东道包含了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触及大唐王朝的经济命脉， 唐太宗对此十分重视，立刻命令医官前往灾区发放药品， 治疗灾民“，是岁，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赍药疗之”[32]46；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泽州发生瘟疫，该地靠近首都长安，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瘟疫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生产秩序。《全唐文》中收录的一则奏章上也有关于疫灾造成人员伤亡而使得赋税难征的记载“：户部侍郎韦珍奏称：诸州造籍脱落丁口、租调破除倍多常岁，请取由付法。依问，诸使皆言：春疾疫死实多，非故为疏漏。”[33]1754

2.  牛疫对经济的破坏。耕牛是农业社会的重要生产资料，是唐人用于劳作的主要畜力，因此官方与民间都十分重视对耕牛的保护，正所谓：“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34]4262 有唐一代发生了数次牛疫，对经济生活影响甚巨。

正史中关于牛疫记载最早的是唐高宗李治时期， 调露元年（679）“，牛大疫。京房《易传》曰：‘牛少者谷不成。’又占曰：‘金革动’”[35]905。随后又记载了发生于神龙元年（705）、开元十五年（727）、贞元二年（786）、贞元七年（791）的几次大规模牛疫：“神龙元年春，牛疫。二年冬，牛大疫……开元十五年春，河北牛大疫……贞元二年，牛疫……七年，关辅牛大疫，死者十五六。”[36]905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牛疫又发，农民无力耕作过多土地，“属牛疫，无以营农，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37]4803。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关辅牛疫死，十亡五六。上遣中使以诸道两税钱买牛， 散给畿民无牛者”[38]371，皇上为赈济灾民，特派遣使臣买牛分发，可见统治者对牛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性了然于心。

武则天时期，河南地区发生牛疫，张廷珪上书言牛疫造成了农民耕作不及，土地荒芜：“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诏虽和市，甚于抑夺。并市则价难准，简择则吏求  贿，是牛再疫，农重伤也。高原耕地夺为牧所，两州无复丁田。”[39]4261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牛疫对经济的破坏，并不局限 于当时的农业社会，对处于游牧经济的匈奴也是致命性打击，“加之疾疫，灾及羊马，山谷填委，天亡之时，及匈奴自速其祸”[40]606。

3. 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唐代工商业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虽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法与农业相较，但依旧举 足轻重。疫病在工商业发展的全过程都构成了巨大的阻 碍，受疫情影响，从事该职业的人员死亡，原料供应受 阻，交通不畅，官方加强对工商业的干预，货币交换也出 现了种种问题。作为经济重地的江淮地区，其间歇性的经济萧条，离不开疫灾引发的工商业萎缩“，伏以江淮间数年已来，水旱疾疫，凋伤颇甚，愁叹未平”[41]5488。

庐州是唐代手工业发展极为繁盛之地，据《新唐书》记载，“庐州庐江郡，上。土贡：花纱、交梭丝布、茶、蜡、酥、鹿脯、生石斛。户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三，口二十万五千三百九十六”[42]1053，可见当时庐州盛产花纱、布、茶、蜡等手工业产品，人口众多，而这一处富饶之地，于唐敬宗宝历年间由旱灾进而引发疫灾，“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牟厚利，而窭户 仍输赋，翺下教使以田占租，无得隐，收豪室税万二千缗，贫弱以安”[43]5282。官方控制下的户籍逃亡了，权贵低价买入田地屋舍，抬高物价，导致原材料交易受阻。

疫灾导致的通货膨胀，阻碍了商品交换的发生。武 则天时期发生的疫灾使得物价飞涨，一匹细布价值五 斗米，以至于不少人卖身卖子为奴，从货币流通和劳动力的角度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加以饥馑荐臻，疾疫仍起，室家弃背，道殣相望。一匹细布，直米五升，致使齐民卖身鬻子，为人奴婢”[44]10362。

疫灾对社会经济的打击是多方面的，导致人口和牲畜的死亡，加剧土地兼并，工商业发展也因之停滞。 在当时单一脆弱的经济结构下，疫灾的威胁一直为官方和民间所重视。

三、社会动荡

1. 疫灾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受制于较低的医疗水平，疫病的蔓延速度是惊人的，给疫区百姓带来严重 的心理压迫和生存危机。出于求生的需要，百姓只好选择逃离疫区，迁往安全地带。唐宪宗元和初年（806），王仲舒被任命为婺州刺史，该州疫灾旱灾同时爆发，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外迁，“州疫旱，人徙死几空”[45]4985。安史之乱期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46]271，相当多的人迁往战乱较少、未发生疫病的江淮、江南、荆襄避难，千余家百姓得以保全，“元结，天宝之乱，自汝、坟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47]468。为逃离瘟疫，人口布局和人员结构就此发生改变，进而引发经济重心的缓慢南 迁，为政府的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引发了统治者的警 惕，甚至出台政令来阻止百姓迁移。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吐蕃酋长尚延心与防御使李承勋在军中设宴， 谈及河、渭二州百姓稀少的原因，道：“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48]8064 可见当时人口东南迁规模之大，竟导致二州出现了地旷人稀的现象。 宣宗颁布的《赈恤江淮埯姓德音》中“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49]852，说明当时人口迁移不仅发生在西北边防之地，在经济较为富庶的东南地区也时有发生，可见逃离疫区出外谋生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求生方法。皇帝为赈恤江淮百姓，下令 “量百姓疾疫处，各委逐州准分数于上供留州留使三色 钱内均摊放免……其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贺冬及来年贺正所进奉金银钱帛，宜特放免均融，仍各委本道观察使据所放均融，贷贫下户，填纳税租。其逃亡户， 如赈恤使有所不该者，亦以此便宜济助，务令苏息”[50]853。人口受疫灾影响而迁移，不仅不利于该地区的赋税征收，还使得中央为赈灾而出资甚巨，加重财政负担； 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由于语言、习俗、文化等差异，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危害社会的稳定。

2. 疫灾对战争局势的影响。军队作战，易因水土不服、卫生条件差等原因发生疫病，人员密集、相互联系紧密、流动频繁则为疫情的蔓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疫病直接导致作战能力降低，军营内外人心思危， 进而改变战争局势。

疫灾导致兵源受损。疫灾导致的人口死亡破坏了 兵源的补给。此外，疫灾发生在军队直接导致军士们的伤亡，降低作战能力，“又一军之人，苦于瘥疫，死伤枕藉，相望道途”[51]9739。疫灾促使战略安排进行调整。贞观初年，蕃将冯盎反叛，太宗打算遣将征讨，魏徴虑及瘟疫，劝阻息兵：“大兵之余，疫疠方作，且王者兵不宜为蛮夷动，胜之不武，不胜为辱。”[52]4113 太宗听后采纳魏征的建议。贞观四年（630），有司进言征讨言语忤逆、不愿归顺臣服的林邑国，太宗虑及山高路远，恐染疾疫，放弃征讨。“朕今  见此，岂得辄即发兵？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翦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53]475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的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以后，因岭南地区的瘟疫被迫北上，“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54]5392。少数民族进攻中原的时机，也因疫病而有所顾忌，多选择气候温凉的秋冬季节，“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患”[55]5256。

疫灾导致战争结果扭转。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李宓率十万大军征讨南诏，南诏政权位于西南地区，而李宓及其军士大多来自于北方，无法适应西南 地区的气候条件，因此沾染瘴气，全军覆没。“其征发皆  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56]3243  天宝战争以唐朝的失败告终，十余万大军损折，远征造成了国库空虚、国力 受损，奏响了唐朝走向衰亡的序曲。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黄洞诸蛮族反叛，唐军苦于瘴毒，长久不能平定，“士被瘴毒死者不胜计，安南乘之，杀都护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阳旻皆无功，忧死”[57]5009。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孙儒与行密在宣州作战，孙儒本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却突发瘟疫，孙儒本人也病倒，行密趁此机会一战得胜，“军适大疫，儒病痁，遣建锋、殷钞诸县。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义、頵背城决战，破五十壁。会暴澍且冥，儒军大败”[58]5468。

德宗平定安史之乱时期，向吐蕃请求援兵，但吐蕃的士兵水土不服，染上瘟疫，无法远征作战，对平定安史之乱造成了一定的阻力，“缘春来蕃军，多有疾疫，近得探报，尚结赞等并抽兵退归，不知远近，朕意缘吐蕃士马强盛，又以和好之义，自请将兵，助国讨贼”[59]4805。

“旋属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马，便自抽归，既未至京， 有乖始望，奉天盟约，岂合更论。”[60]4739疫灾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性和军事行动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上至朝廷，下到民间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内 部统治体系的动荡，也影响了唐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 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

从唐代疫灾造成的社会危机看，主要可以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的角度进行梳理。在对政治危机的探究过程中，灾害天谴论是影响唐人至深的灾疫成因理论，对于深入探究统治集团积极弥灾的心理因素提供了一扇得以窥入的窗口。疫灾导致了政治威信、政权分配以及君臣关系的改变，为应对危机，皇帝、 官员纷纷采取诸多措施。探究经济危机时，疫灾造成的表象即人口和牲畜的死亡，进而深入到工商业受损、通货膨胀和生产停滞这一层面，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疫灾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都是毁灭性的。 对于疫灾造成的社会动荡，出于求生的需要，疫区生活的人们纷纷移民，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移民往往成为流民，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疫病在军队里的蔓延对战争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疫灾并非只对中原汉族产生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也深受瘟疫之苦，间接改变了唐代的民族关系，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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