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的历史分期探析

 ［摘   要］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当前研究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应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统筹发展视角，从工业化、  市场化和现代化视角，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为主线，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新中国劳动经济发展可以划分   为六个阶段：1949—1956 年两次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中的劳动经济，主题是“转变中建立”；1957—1978 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主题是“曲折中探索”；1979—1991  年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的劳动经济，主题是“摩擦中改革”；1992—2001 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劳动经济，主题是“定向中转轨”；2002—2012 年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劳动经济，主题是“统筹中完善”；2013  年以来的劳动经济，这个新阶段目前还没有结束， 其主题应该是“共享中发展”。

［关键词］劳动经济史；历史分期；劳动力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240; F2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0）02-0116-09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形态的转变，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劳动经济发展经历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为摆脱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快速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自立，中国政府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力资源的计划配置就成为必然选择。为使工业化建设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劳动就业以解决城市劳动力就业为重点，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甚至进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逆城市化运动；为使工业化建设有尽可能多的资本积累，国家实行了统一的工资制度（等级工资制），对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实施计划调节， 职工工资水平十分低下，以防止工资分配对积累的挤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绝大多数商品处于短缺状态，国家不得不对这些商品实行限量配给，票证制度由此产生，人民生活改善受到很大影响。但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两弹一星”成功研制，新中国有了立国之本，并快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摆脱了生存危机。可以说，在中国人民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奋斗的条件下，当时的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勒紧裤腰带” 搞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新中国 30 年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上，中国政府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利用人口红利，先是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之后随着资本积累的提高， 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以及信息密集型主导产业上，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对劳动经济史进行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把握劳动经济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视角和主线

劳动经济史是一门经济史学科。劳动经济史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劳动经济学从横向的角度研究劳动经济问题，侧重于理论上的论述；劳动经济史则从纵向的角度研究劳动经济问题，侧重于史实的分析。两者纵横交织，相辅相成。[1] 前言 1 它们都研究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内容包括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劳动力就业与流动、劳动力培训、工资与收入分配、劳动者保障（社会保险）、劳动关系、劳动经济管理体制等。中国劳动经济史，简单地说，是一门研究中国劳动经济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历史的学科，探讨的是劳动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性。

劳动经济史，从时间上划分，可以分为古代部分、近代部分和现代（当代）部分，分别称为古代劳动经济史、近代劳动经济史和现代（当代） 劳动经济史。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把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当代）史的分水岭。因此，中国现代（当代）劳动经济史，又可称为新中国劳动经济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经济史。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涉及的主要内容是新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问题，探讨的是新中国劳动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性。

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劳动经济制度几经变革， 每一次变革都有其深刻的理论与社会经济根源， 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深刻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民生制度的安排。总的来说，新中国劳动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建立到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再到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也在不断进行调整、改进和完善。但是，由于发展理念、资源禀赋与体制模式适应性的原因，每一发展阶段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问题。因此，从什么视角、以什么为主线来研究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就至关重要。

立足新时代，应全面系统地研究新中国劳动经济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第一，应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进行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有关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研究较多关注城市而忽视农村的弊端；才能透视中国劳动经济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找出中国城乡差距拉大、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和劳动关系问题突出的原因所在；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才能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第二，应从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大历史时期的成就与得失以及历史的继承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才能深刻理解当前在中国新型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要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兼顾效率与公平，进行统筹规划，为实现城乡劳动经济的一体化搭建基础和创造条件。第三，应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为主线进行研究。历史的主线是指贯穿历史全部过程并始终支配历史沿着某种既定方向前进、反映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脉络。[2]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劳动力就业与流动、劳动力培训、工资与收入分配、社会保险、劳动关系、劳动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都由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变革这条主线贯穿。找准和抓住了这条主线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揭示劳动经济史发展变化的 原因，认识其特点，掌握其规律，并预测其趋势。

二、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的分期

在研究历史和经济史的过程中，进行历史断限和分阶段研究，是一种常规性的做法。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 70 余年，对中国现代（当代）史如何分期？如何进行历史断限？由于不同学者的历史观和观察历史的角度并不完全一致，使用的分期标准和依据也就存在差异。因此，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可谓众说纷纭，有分歧，但也有共识， 这都需要让时间去检验。

如二分法，分为改革开放前（1949—1978 年） 和改革开放后（1979 年—）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其重要时间节点和标志性历史事件是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属于第一个层次，也是学术界主流的观点，争议不大。

存在较多争议的是对这两大历史时期若干阶段的划分，即第二个层次的分期问题。有的学者把改革开放前（1949—1978 年）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 1949—1956 年和 1957—1978 年，或 1949—1957年和 1958—1978 年；也有学者把改革开放前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 1949—1956 年、1957—1965 年和 1966—1978 年， 或 1949—1957 年、1958—1965 年和 1966—1978 年，等等；还有划分成四个阶段的，即 1949—1952 年、1953—1957 年、1958—1965 年和 1966—1978 年， 等等。关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分期，有两阶段说，有三阶段说， 也有四阶段说。两阶段， 即 1979—1991 年和 1992 年—， 或 1979—2000 年和 2001 年—，等等。三阶段， 即 1979—1991 年、1992—2001 年和 2002 年—， 或 1979—1992 年、1993—2005年和 2006 年—， 等等。四阶段， 即 1979—1991 年、1992—2001 年、2002—2012 年和 2013 年—， 或 1979—1984 年、1985—1997 年、1998—2008年和 2008 年—，等等。但是，学术界对以下关涉历史分期的时间节点和重要事件也有共识。其中，1956 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到 1956 年底随着三大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新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转变，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此后指令性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最重要手段。1992 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2002 年也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此后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这一阶段提出科学发展观，在资源配置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个统筹”。

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研究员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角度观察和划分历史时期，提出了“五阶段说”，即：1949—1956 年，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1956—1978 年， 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也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时期；1978—1992 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采用经济计划加市场调节的时期；1992—2003 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 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2003 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 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发展的时期。[3]8 这种分期方法，把社会主义十年探索、十年“文革”和两年徘徊前进放在一起，都作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那段历史。不过，这里存在着同一年份既是上一阶段的终点，又是下一个阶段的起点的问题。

赵德馨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要正确地分期，需要弄清楚分期的对象、分期的标准与分期的标志。他对新中国经济史的分期研究具有代表性，且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1999 年，他从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的视角，把 1949—1991 年新中国经济史划分成五个阶段，即 1949—1956 年、1957—1966 年、1967—1978 年、1979—1984 年和 1985—1991 年。[4]651-654 2003 年，他把新中国经济史划分成三个大的阶段：一是 1949—1956 年全国性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形成并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转变时期。其中，又可细分1949—1952 年和 1953—1956 年两个小的阶段。二是 1957—1978 年传统式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计划经济加市场体制下的现代化，经济处于基本停滞阶段。其中， 又可细分 1957—1966 年和 1967—1978 年两个小的阶段。三是 1979—1991 年从传统式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加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加计划的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也就是改革开放阶段。其中， 又可细分 1979—1984 年和 1985—1991 年两个小的阶段。[5]2013 年，他正式提出了“六阶段说”，即 1949—1952 年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与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1956 年改造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与将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计划经济体制，1957—1966 年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大上大下，1967—1978 年“抓革命，促生产”与经济徘徊，1979—1984 年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从传统式向有中国特色式转轨的起步，1985—1991 年两种经济体制的摩擦与经济在震动中前进。[6]

1990 年，袁伦渠教授出版了《中国劳动经济史》，把 1949—1985 年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划分成四个阶段，即 1949—1957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劳动经济，1958—1965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经济调整时期的劳动经济，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劳动经济，1977—1985 年新时期的劳动经济。[1] 目录 1-3 这种分期，当时是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力图找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也很有道理。

毋庸讳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客观存在的， 而历史工作者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和依据是主观设定的。主观设定的标准是否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这取决于历史工作者的学识素养和视角。然而，在现代（当代）史的历史分期上， 无论某种意见多么接近真理，也仅具有相对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未来人们再来给历史断限时， 肯定和现在有所不同。但是，“只要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反映历史阶段性特征与内在逻辑的角度观察，关于当代史分期的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也应当在学术范围内平等讨论，不应当只把某种意见看成绝对的正确，而把其他意见斥为绝对的错误”。[3]9

探讨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的分期标准，或者说历史断限依据，既要看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和标志性历史事件，又要看劳动经济发展史上各个阶段实质内容和特点的变化，以辨别各个阶段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因素。没有自身的实质内容和特点，就不能与上下阶段区别开来， 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阶段。而且在每个历史阶段的诸多特点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而这个主要特点体现了本阶段内容的实质。在借鉴历史断限中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时间节点和事件基础上，笔者把 1949—2012 年新中国劳动经济史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为主线，划分成五个阶段，并根据其实质内容和特点，概括出每个阶段的主题。

此外，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分期不同，现代（当代）史分期有一个特殊的问题， 即下限问题。对此，赵德馨教授曾经提出过“跟随论与沉淀论的统一”。所谓“跟随论”，是指研究历史不能远离现实，时代前进了，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时间下限即研究的内容也应跟随历史的步伐前进。所谓“沉淀论”，是指客观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终结以及它对后来的影响，它的本质的显现，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同时，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这就是说，只有当事物的发展过程或某一过程的某一阶段已经结束，其本质已经暴露，它才进入历史学的范畴。[7] 因此，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研究的下限不是昨天，目前，可以把它断在 2012 年。

三、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各阶段的主题和总体框架

1949—2012 年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可以划分为 五个阶段。并且从 2013 年起中国劳动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

1.  两次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中的劳动经济

（1949—1956 年）。它的主题是“转变中建立”， 即在经历两次经济形态的转变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劳动经济制度。1949 年是这个阶段的起点，其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6 年是这个阶段的终点，其标志是到 1956 年底随着三大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一套新的劳动经济制度。在这个阶段，新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1949—1952 年），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1953—1956 年）的两次转变。这两次经济形态的转变都是凭借强大的政权力量与群众动员，对既存经济形态实行改造，并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减少失业和扩大就业，逐步调整、改革工资制度和劳动关系，建立起劳动保险制度。一是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方针，通过救济与安置并举、疏浚与堵源结合， 较为成功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同时建立起由政府统一介绍、招收与调配劳动力的制度。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在宏观层面上，劳动人口数量增多，就业人数扩大， 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就业的计划管理体制开始形成，劳动力市场调节的空间不断缩小。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劳动定额、定员等管理制度正在形成，管理的内容和目标在不断强化。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开始从失业工人转业训练转入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培养后备技术工人。二是采取各种措施制止物价上涨和稳定职工生活，在适当提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对全国职工工资制度进行逐步清理、调整， 特别是历经两次大的工资改革，到 1956 年初步建立了基本上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工人工资标准按产业统一规定，并根据不同产业生产技术特点，建立了不同的工资等级制度；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员实行了职务等级工资制。此外，建立了职工升级制度，推广和改进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从收入水平上看，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长期偏低，但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三是初步建成了以国家为责任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

《劳动保险条例》是颁布最早的劳动法规之一， 其内容比较齐全，包括养老、疾病、工伤、生育、死亡等保险项目，适用于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制度，则由国家颁布的各项单行法规确定。它们都以就业为基础，实行的是以单位付费制为基础的现收现付筹资机制，呈现出国家—单位保障制的共同特点。四是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彻底废除了城市中的封建把头制度以及欺压工人的不合理的制度，实行了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根据“劳资两利”的方针， 调整劳资关系。在劳动争议的处理方面，主要是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处理私营企业中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劳动纠纷。各级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为处理劳动争议、稳定劳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维护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五是农村个体劳动制度向集体劳动制度转变。土地改革完成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以后，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1 亿多个以土地私有制为特征的个体家庭农业转变为 100 多万个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实行有别于个体农民家庭的经营形式，即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工分”成为社员劳动计量的尺度和进行个人收入分配的依据。可以说，“转变”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劳动经济制度则是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

2.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1957—1978年）。它的主题是“曲折中探索”，即中国劳动经济历经“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在曲折中探索与发展。1978 年是这个阶 段的终点，其标志是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劳动经济制度总体上是一种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经济制度。因应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城市实行劳动工资计划管理， 统包统配、能进不能出的就业与固定用工制度进一步强化，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基本上只有全民所有制单位一条途径。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 国家采取精简职工、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的措施和手段。按劳分配原则以及计件和奖励工资制屡遭冲击，尽管政府多次对工资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等级工资制度，职工工资收入长期偏低且呈平均化态势。社会保险与职工福利制度基本上延续着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单位保障制的格局，但在“文革”中由于社会保险的管理机构被撤销，面向城市劳动者的劳动保险制度从社会统筹模式转化成为由单位负责的、现收现付模式， 劳动保险开始微观化为企业保险。而农村则在人民公社三级（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的体制中，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组织社员进行集体生产劳动和个人消费品分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渠道基本被堵塞，中国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 过度强调职工（社员）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职工对单位、社员对农村集体组织形成过度依赖，其结果是导致劳动激励不足，生产经营单位效率低下。总之，1957—1978 年中国劳动经济管理工作深受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制约和国民经济曲折发展的影响，走过了一段曲折的探索之路。“曲折”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而“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什么样的劳动经济制度是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

3.  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的劳动经济（1979—1991 年）。它的主题是“ 摩擦中改革”。1979 年是这一阶段的起始年，1991 年是结束年。1979 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和展开，其内在矛盾开始显现：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解体，但计划体制因素在资源配置中依然居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市场因素开始复苏和成长， 并在资源配置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二元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决定了两者之间的摩擦、较量与转轨的互动，决定了劳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在城市，以增强国营企业活力为中心，相应地开展了劳动合同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是改革传统的统包统配就业制度，实行“三结合” 就业方针、广开就业门路，推行劳动合同制、搞活固定工制度，建立和培育劳务市场、促进劳动力的社会调节；二是职业技术培训事业迅速恢复并有新的发展，从培养新技术工人的后备培训制度逐步转向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职业技术培训网络；三是改革单一的等级工资制度，国营企业推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制度，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起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非国有部门市场化工资决定机制开始显现，工资水平相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提高；四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去单位化”， 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参与，实行保险基金社会统筹，实现了由企业自我保险向社会互济的过渡；五是国营企业在劳动关系确立和管理中的权限不断增大，原来行政性的劳动关系出现松动， 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开始分化，具有市场经济属性的劳动关系双方利益主体逐渐形成。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集体生产劳动形式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形式，农民的农业收入分配转变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城乡劳动力二元分割的局面被打破。两种体制的“摩擦”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而“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制度是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

4.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劳动经济（1992—2001 年）。它的主题是“定向中转轨”。1992—2001 年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相对完 整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定向”两个字，即中国正式确立了走市场经济道路，确立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地位，各经济主体必须面向市场展开其经营活动。1992 年是这个阶段的起点，其标志性事件一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二是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此后，两种体制仍存在摩擦，但再也不会出现 1979—1991 年这段时间里两种体制不仅并存，而且谁胜谁负的前途未定的局面。2001 年是这个阶段的终点，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加入了 WTO，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构建基本结束。从此，中国市场经济打开了国际大门，开始走上了市场化与国际化相互交融并接受国际市场检验之路。

“转轨”，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经济制度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劳动经济制度转轨，是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一是劳动就业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变革。随着国有企业进入产权改革阶段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内部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员公开化并被推向社会，安置富余人员与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就成为这个阶段劳动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再就业工程，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积极推动双轨制就业体制向市场就业体制演变，就成为这个阶段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主旋律。与此同时，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和发展，党和政府开始把农村劳动力就业考虑进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 实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提出了走城乡统筹就业之路，尝试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 则构成了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另一条主线。二是职工教育培训从“职业培训”到“职业技能开发” 转型。职工教育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了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各类职业培训实体积极参与的格局。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范围不断拓展， 从单纯为城市服务、为国有经济服务，转变为以全社会劳动力为服务对象，以开发和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为宗旨，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同时改变了过去由政府（或企业）统包统揽的做法。三是工资收入分配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以及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国家对工资的管理，从实施弹性劳动工资计划到完善分级调控、分类管理体制，从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和工资支付制度到对部分行业、企业实行工资控制线办法，加大运用法律和经济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国家不再统一制定国有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的具体办法，实现了从直接计划控制到间接调控的转变。同时，继续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工资的激励作用明显增强。到 2001 年底初步建立起一个由“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的现代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四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转型。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维系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保证整个社会基本稳定的同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模式”向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转型。五是劳动关系市场化转型的任务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和企业法人，企业与劳动者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普遍建立起契约化的劳动关系，《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为市场化劳动关系的运行基本构建起了一个法制体系框架，劳动关系的法制化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5.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劳动经济（2002—2012 年）。它的主题是“统筹中完善”。

2002 年是这个阶段的起点，其标志性事件是 2002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此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详细阐明了“五个统筹”的含义。关于劳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8]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三项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 兴亡。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劳动力市场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进入了统筹城乡、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统筹”可以作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统筹发展”就有“全面发展”之意。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召开标志着这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从目前来看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研究的下限。

“统筹中完善”，“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包括就业、工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而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这些方面构成了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一是实施城乡统筹的积极就业政策。21 世纪初，中国就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主要面临的青年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转轨国家主要面临转轨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再就业问题，还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可谓就业问题“三碰头”。[9] 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而且随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就业结构也进一步优化。二是劳动力市场发展与转型。2002 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变革和发展，既有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从低级到高级、从分割到统一、从不规范到有序运行的发展任务，也有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劳动力资源配置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转型任务。随着城乡劳动力二元分割的逐步瓦解，问题的焦点已逐步集中到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上。2007 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10] 以“民工荒”从东南沿海向内地蔓延为标志，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 的新阶段。三是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在“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加强调公平”的改革理念指导下，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按照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 以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中心， 突出推进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改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收入分配调控两个重点，抓好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三个环节，职工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分配方面，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事业单位建立和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四是社会保障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转变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中国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越来越多的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水平较大幅度提高，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五是劳动关系制度建设进入专业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政府逐渐用市场化劳动关系的专业思维，进行劳动关系问题的处理和调整，不再把调整劳动关系作为改革的辅助措施，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规制。《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关系领域的专项法规出台，相关规定越来越细，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消除了法规适用的模糊地带，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法律预期。

2013 年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断，[11] 这标志着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将会有新的变化。也就是说，从 2013 年起，中国劳动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尚处在发展之中。“当某一经济事物尚处在发展之中，即目前的阶段尚未结束时，人们不可能根据实践的效果，对它作出历史性的结论与评价。这样的经济事物或其发展阶段，不属于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4]638-639 因此，就目前来看，2013 年以来的劳动经济发展也就不属于经济史研究的范围了。然而，研究经济历史的目的在于说明现实和预见未来。研究经济史的人应该关注现实经济。2013 年以后，这个阶段的下限断在哪一年呢？ 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这仍然要看劳动经济发展在这个阶段的实质内容和主要特点。不过，根据党中央已经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近年来的劳动经济发展态势，我们能够推测，这个阶段的主题应该是“共享中发展”，即其特征是“共 享”，实质内容是民生的“发展”与提升。2015年 10 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共享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2] 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四、结束语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总结和反思新中国 70 年劳动经济发展史，其中的结论和经验值得谨记。劳动经济是事关国民切身利益的基本民生问题，也是衡量民生福祉最为重要的指标。劳动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了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国民稳定的收入来源问题，即民生之源问题。稳定的收入来源渠道加上社会保障的安全预期（民生之依），是民生得到保障与改善的可靠依据和重要条件。因此，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是劳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基础，即和谐劳动关系是民生之基。

［参考文献］

[1] 袁伦渠 . 中国劳动经济史 [M]. 北京 :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2] 朱佳木 .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 2009(1):174-189.

[3] 朱佳木 . 对中国当代史定义、分期、主线问题的再思考 [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0(1).

[4] 赵德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85—1991)[M].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5] 赵德馨 .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949—1991)[M].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26-27.

[6]  赵德馨 .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842—1991)[M]. 厦门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7] 赵德馨. 简论国史分期问题[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1):17-18.

[8]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03-10-22.

[9] 莫荣. 完善我国促进就业的法律制度 [J]. 中国劳动,2007(4): 6-11.

[10] 胡锦涛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N]. 人民日报 ,2007-10-25(01).

[1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3-11-16(01).

[1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N]. 人民日报 ,2015-11-4(01).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Labor Economic History of New China

SONG Shiyun

( Business Schoo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 

Abstract: The object of study of the labor economy history of New China is the history of its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labor econo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To study the current history of the labor economy in New China, we should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therefore,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economy in New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i.e., 1) the stage of labor economy of the two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from 1949 to 1956, with the theme of "establishing in transition"; 2) the stage of labor economy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from 1957 to 1978, with the theme of "exploration in twists and turns"; 3) the stage of labor econom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from 1979 to 1991, with the theme of "reform in friction"; 4) the stage of labor economy from 1992 to 2001 in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theme of “directed transition” ; 5) the stage of labor economy from 2002 to 2012 in which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been perfected with the theme of " perfect in overall planning "; and 6) the new stage since 2013, which has not yet come to an end, and its theme should be "developing while sharing".

Key words: history of labor economy; historical stage; labor resource al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