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双重维度及时代启示

摘 要：马克思信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经济性和伦理性的双重维度。经济性主要体现为：信用现代生成的历史必然、信用内在本质的深层掩盖以及信用效应的历史动力；伦理性伴随经济性主要内含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涵的揭示过程，其以经济关系的分析为关键呈现途径，在历史发展视域中始终保留伦理指向。信用的双重维度密不可分，最终统一于历史的推进过程。信用双重维度构织现代信用的丰富内涵，启示信用建设的整体思路，信用的经济维度的工具性存在及伦理维度的价值性存在分别对硬规约的信用制度建设和软约束的信用文化建设提出要求，社会主义信用经济的推进要求信用双重维度的现实统一。梳理马克思信用理论，重申信用的双重维度，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理解，而且对新时代更好应对信用风险，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信心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信用理论；经济维度；伦理维度；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47X（2022）06-0001-08

信用是一个多学科概念，从词源学角度讲，“信用”一词可追溯至拉丁文“credo”（我相信），具有浓重的伦理意蕴，后被引入英文，演化为“credit”，并逐渐具有近现代所指称的赊欠、债权等经济学意义。文化意识是对现实发展的表征，“信用”词源内涵的演变展现信用意义变迁的发展现实。而信用最常见于伦理学和经济学两大领域，是伦理与经济双层面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主体内在诚信道德同客观偿付能力在经济生活中的统一。学界对信用的广义界定也主要基于此。信用自身具有发展逻辑，其内涵演绎呈现历史性。远古社会，群居生活处于自然“物理恶”的威胁状态，个体间逐渐形成一种“天然自觉”的“信任”关系，群体伦理主导此关系；随着生产力进步，私有制及社会分工为社会等级的划分准备历史条件，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促使借贷产生，高利贷的历史雏形得以呈现，并赋予信用以经济意义，促进信用内涵的经济转向，信用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形态显现；资本主义阶段，现代信用同时作为对高利贷抵制的关键而出场，对经济利益愈加侧重；伴随产品经济的复归，信用进入“完备”状态，其伦理意义凸显，经济同伦理的双重逻辑高度统一。

马克思信用理论基于现代信用，后者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历史生成，马克思指出：“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1］534 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信用制度。这种信用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目的。”［2］虽然信用的经济意蕴十足，但事实上，窥探并理解马克思文本及思想的整体性，信用的伦理维度从未缺场，而且就信用问题及危机频发的现实挑战而言，信用的伦理向度也不能退场。马克思信用思想是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露与批判过程，昭示着经济维度与伦理维度的统一，体现着唯物史观同人道主义的结合。始终坚持马克思信用思想的双重逻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理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经济维度

 信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其经济维度显而易见。马克思认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让渡的这种特有形式的运动”［3］389。他论述信用生成的必然性、存在目的的逐利性、发展形式的多样性及存在效应的双重性等毋庸置疑都昭示着信用浓重的经济意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析中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信用理论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服务于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究进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主要基于信用的经济层面展开分析。

（一）信用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从多角度展开对信用生成的分析。就历史发展层面，信用是商品货币关系推进的必然结果；就现实需求角度，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性推进迫切依赖信用工具；就信用形式的历史适应视域，信用的古老生息资本形式已难以契合时代要求。

1. 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演进

商品存在具有历史性，其生产建基于社会分工及私有制等条件的满足上。随着商品生产及交换规模的扩大，直接性商品交换形式已很难适应商品交换需求，进而提供商品价值形态向一般等价物固定的动力，也为信用出场奠定基础。但在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存在之前，经济交往中偶然性借贷行为并不足以充当信用的典型来源。马克思认为，在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存在阶段，经济活动复杂，借贷关系交织，“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3］542，也即“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相互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3］450。这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其推进的关键在于货币运动。首先，货币作为商品价值形态演变的最高形式，促进了商品内在矛盾的解决。商品二因素矛盾始终是其价值形态发展的主要动力，直至货币出现，经济活动中“需求的双重巧合”难题才得以破解。货币的价值尺度及流通手段使其成为缓解商品交换矛盾的重要工具，货币作为商品的价值属性也为其顺畅流通奠基。其次，货币支付职能突破了商品交换的时空限制，商品二因素的实现呈现独立化。商人让渡使用价值，却不必然同时索回价值， 价值的货币预付也使其同使用价值的即时获得存在时空差。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这种买卖不同步现象成为经济常态。马克思指出：“就这类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使用价值和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使用价值在时间上互相分开的商品来说，买者的货币通常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4］。商品交换关系在卖者对使用价值的现时交出同买者未来对价值的货币支付中实现构筑，也即，卖者拥有了对买者未来货币支付的债权，而买者承担对卖者的支付债务。经济活动中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成为信用出现的重要标志。再次，货币流通职能直接推动货币价值表达的符号化、虚拟化，促进信用货币出现。商品交换规模化及经济关系复杂化的发展趋向加快货币流通， 作为中介执行流通职能的货币不必要“货真价实”，符号化货币产生，但其流通需要条件保障，如国家信用等。信用货币是货币虚拟化的表现形式，“以票据流通为基础”［3］451，但因货币拥有支付及流通等职能而促使信用货币产生并代行其部分职能。概述之，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演绎，催生了借贷关系，并历史性塑造了以票据为代表的信用货币，以此作为信用关系的重要依托。因此，信用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

2. 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性推进

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本质及其强势逻辑的经济社会主导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存在定下基调。资本具有自我否定性，其“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390-391 虽然马克思辩证考察资本，认为“尽管按照资本本身的本性来说，它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性为现代信用的出现总体定位：信用是资本主义维持其阶段性生产的工具。如前所述，商品货币关系推动信用生成，但前者成熟条件的具备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的大规模发展促进商品货币流通加快，同时，资本再生产范围及规模的扩大对个体有限资本提出严峻挑战，生产的顺畅开展迫切需要社会有效资本的注入。信用及时化解再生产对资本需求的现实困境，很大程度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矛盾。从这个角度讲，资本条件下，信用本质上是一种对生产困境的暂时应对，是潜在性产销失调矛盾的暂时转移。总之，现代信用的呈现具有必然性，但也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工具和阶段性动力。

3. 古老生息资本的历史扬弃

信用产生也是对古老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扬弃的结果。高利贷信用具备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元素，但其本身具有历史存在及发展的致命缺陷。高利贷资本在其社会生产中“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3］674。而且高利贷利息占有全部剩余价值，其存在是对已有生产方式的剥削，“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3］674-675 正如马克思指出：“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3］676现代信用的产生正是基于对高利贷资本垄断的反对和抨击，是在试图摆脱旧式生息资本的苛刻盘剥和货币经营的垄断统治背景下出现的。“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最初呼声在反高利贷斗争中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场创造条件，现代信用随之诞生。这间接受益于高利贷自身对生产方式的“革命作用”“，它会破坏和瓦解这样一些所有制形式”［3］675。就此而言，“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3］678，并伴随借贷资本，共同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信用的内在蕴涵

马克思主要论述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两种形式，并从发展角度对信用形式发展过渡的必要性展开分析，同时对信用具体依托形态如信用货币等进行了系统阐述。毋庸置疑，信用多种形式适应发展需求而生，在不同阶段形态各异，但立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伴资本产生，信用又有其特定内涵。可以说，信用是商品货币发展中客观生成的一种经济关系，同时又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定展现。基于此， 信用不仅拥有自身内在发展逻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从属于资本演进逻辑，服务于资本逐利目的。一方面，信用顺时而生，打破生产对有限资本的束缚，确保再生产顺畅开展，促进生产力发展演进； 同时，作为经济关系的体现，信用扩展是对生产关系的推进完善。另一方面，信用服务于资本扩张，其一经产生便顺从资本逐利，从而服务于资本同劳动的对峙。马克思强调：“不仅利润来自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且用来推动和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也来自他人的财产，这种财产是由货币资本家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并且为此货币资本家也剥削产业资本家。”［3］574-575 借贷资本作为信用的表现形态，是对职能资本家同货币资本家债权债务关系的一般表征， 但资本之间剥削关系背后隐藏的深层内涵昭示着职能资本家同货币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共同压迫，归根结底基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信用作为借贷关系的抽象，扮演劳动剥削的关键中介角色，不经意成为资本家压迫劳动者的重要工具。

（三）信用的双重效应

1. 信用对生产方式的杠杆效应

信用的杠杆效应体现在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和对生产关系变迁的基础奠定两方面。一方面，信用促进生产力大力发展。首先，信用打破生产对现实资本的束缚，促进资本在不同时空的自由转移，为利润率的平均化提供动力支持，进而促进生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3］493 其次，信用极大节省了流通费用。信用不仅减少了货币自身生产及流通费用，同时促进流通和商品形态的转化，由于资金短缺而迫使生产停滞的现象逐渐减少，再生产的顺利开展得以保障。另一方面，信用借助股份公司等形式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变迁。首先，信用促进资本社会化，使个人同资本的关系向社会同资本的关系转化。“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并趋于“变成了社会的企业”［3］494。“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495。其次，资本所有者同生产经营者的关系演变。资本所有者成为单纯的货 币资本家，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成为资本的单纯管理人，资本所有者同劳动者的关系完全对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剩余价值所有权彻底分离。而这个“极度发展”的结果，成为“直接社会财产”和“社会职能”生产关系变迁的“过渡点”，“合作工厂”在信用制度推动下的出现就很大程度上揭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3］499。值得注意的是，切忌对信用的杠杆效应过分夸大。马克思强调：“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3］686-687

2. 信用扩张对危机的诱导效应

信用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在为资本投资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助长了资本投机。“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3］458，但过度投机会误导生产、招致生产过剩，催生经济泡沫、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一旦资金回流无望，经济泡沫破裂，银行贴现困难，信用失灵，危机风险就会骤增。虽然汇票代表的“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结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3］555，但难以贴现的信用工具中大多数代表纯粹投机性的营业活动。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信用对资本转向的推动，资本家用于投机的绝大多数资本来自于对劳动者的剥夺。正如马克思所言：“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3］498 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资本家对社会资本的剥夺范围逐渐扩展至中小资本家，以至于社会财富逐渐掌握在一小撮资本家手里。“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3］498，从而加深危机根植风险。这在助长资本投机、埋下危机隐患的同时，也造成资源浪费，极大削弱市场对资本的配置能力。总之，信用的危机诱导效应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伴随资本逻辑本身的否定性，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

3. 信用双重效应的统一性

马克思强调，信用“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 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3］500 信用的二重性是其效应的同义表达。而从唯物史观视域来讲，信用双重效应具有统一性。首先，信用产生的客观缘由指向再生产，就信用对生产方式的杠杆效应层面，这一过程因果相承、顺理成章。其次，信用存在条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 这是信用很大程度上对资本逻辑服从的客观根源所在，但服从不同于依附。换言之，信用服务于资本增殖，但其自身具有历史演变轨迹。信用在特定阶段的诱导效应只是对该阶段发展逻辑的服从所致，而且资本主义生产中信用诱导效应暗含变革动力。马克思指出，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3］685，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3］500 因此，结合马克思对信用杠杆的阐述综述信用效应的历史统一：信用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3］685，其双重效应最终将统一于历史发展。

二、马克思信用理论的伦理维度 

现代信用在经济层面的凸显并非也不能剔除其伦理内涵，探究并理解马克思文本及思想的整体性， 信用的伦理观照始终在场。对马克思信用理论的论述，多数学者偏重其经济层面。虽然马克思在分析信用时，很少直接提及其伦理维度，但这并非意味着伦理维度的缺场，更不该成为研究马克思信用理论时对其忽视或轻视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借助对信用双重维度的探究能够更加准确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信用理论。而且，从更广泛意义上讲，经济同伦理本身紧密相关，现代经济学就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对经济现象的分析离不开伦理维度。阿玛蒂亚·森就认为，现代经济学出现严重贫困 化的一大缘由就是经济学同伦理学隔阂的不断加深。他强调：“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6］而信用作为经济发展中的显著特征，其伦理性内涵亦不可或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信用的伦理维度从属于以历史演进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十分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伦理现象和问题，在信用论述中也同样为伦理分析留置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信用时强调：“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在考察范围之外。”［3］450 他限定信用的考察范围，对涉及信用伦理层面的内涵较少直接着墨，而是内置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中。一方面，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人道主义”批判内含异化信用的伦理扞拒，涵盖信用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现成为马克思思想转化的关键标志，马克思立足历史发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社会生产关系，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其理论研究向经济领域转向。但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人道主义”批判的离场，相反，这一批判维度始终在场， 只是作为经济批判背后的价值追求，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价值指向时刻指引现实发展。换句话说，马克思人道主义始终存在，只是出于对其“哲学解释原则”不同而存在差异呈现。正如学者所言：“马克思是通过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新的哲学解释原则，解决了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或者说，马克思发展了一种蕴涵着人道维度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又或者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新人道主义。”［7］也即唯物史观作用下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是“有根” 的批判。“从青年时期的、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转向成熟时期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8］。如此，相应的信用追求也有了必然路径和明确指向。故而，马克思不同阶段思想侧重虽然有别，可其出发点和最终指向却并无二致，建立人类“联合体” 以为每个人提供自由全面发展的时空条件始终是其不懈的价值追求。在此过程中，信用作为一种经济关系，内含伦理价值意蕴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信用经济时代，“非人际信用”已成为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用“契约”来维系信用关系成为常态。“契约”维持固然有制度保障，但归根结底在于立约者内在对契约精神尤其是诚信原则认可基础上的遵循，这为信用伦理向度的时刻在场提出现实要求。透析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不健全不完善的体制机制固然难辞其咎，但其同市场主体内在诚信品质的缺失密切相关，而且，“仅仅追求信用问题的工具理性、仅仅拥有一套精密的信用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要有对信用问题价值理性的深切关注和对信用问题……的伦理关怀”［9］。所以，探究信用的伦理内涵不仅必然而且必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用图克·托马斯的话，认 为“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3］452。马克思在对此概念界定上本身内含伦理性，是对信用关系背后人同人之间彼此“信任”维度的确认。事实上，信用的伦理观照始终伴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涵揭示。首先，信用推进资本的社会转向中，少数资本家对社会劳动完全支配。“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 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3］498 个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矛盾加深，阶级分化不断加重。其次，资本逻辑支配下信用评判标准的异化转向。异化形式在信用作用下达至极端，马克思说：“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10］22-23 信用的衡量和评判标准转化为货币归还能力或财富拥有数量，财富越大、偿付力越强，则信用越强、道德越高。再次，信用形式的银行垄断促使银行业对国家强势控制，国家信任异化为资本信任。马克思揭示：“因为在信用业中，对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承认，像对国家等的信任一样，采取了信贷的形式，所以隐藏在道德上的承认这种虚情假意之中的秘密，这种道德的不道德的卑鄙行为，以及对国家的信任中所包含的假仁假义和利己主义也就暴露了出来，并且显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性质。”［10］24信用的伦理维度不仅囊括于经济维度的阐述中，而且内嵌于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变迁及人类命运的考究中。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阿·达里蒙的《论银行改革》时，揭露其对银行等资本主义信用形式作用的幻想性，同时对其国民经济学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构建的空想性进行了揭示和批判。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1］82。蒲鲁东主义者妄图通过形式上改变一种关系从而摆脱此关系的重要条件是对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无知。总之， 马克思在阐释信用时，以经济关系分析为关键途径， 内含人本指向的伦理维度。马克思时代，社会制度的资本主导决定了信用的工具理性对社会运作的绝对支配，这在侵犯社会价值界限的同时，引起社会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并成为诱导危机的关键因素。源于此，马克思始终保留对信用在价值层面的伦理批判维度。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置于发展的决定位置，只有优先发展生产力，建立先进社会制度，才能逐步实现价值目标；同时，也只有不断对信用进行价值批判，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也才能为经济有序发展提供方向指导。

三、马克思信用理论双重维度的时代启示 

信用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商品货币关系的历史演进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只要前者存在，信用关系就不会退场。马克思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3］687 换句话说，生息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成为该社会形态中信用制度存在的基础。但此论断同“生息资本及信用制度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而消亡”并不等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法跨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过程，信用在经济中的存在和作用难以回避，尤其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诱导效应仍有发作条件。新时代信用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继续推动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健全金融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体系，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在微观层面要严防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其“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11］。习近平主席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防范信用风险又处于金融安全的重要环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一直是衡量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一个核心指标”［12］。在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中，主体偿付能力限制及诚信品质缺失置于重要位置，这也是信用建设的两大重点所在。因此，新时代条件下，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合理规避金融危机的关键之一在于信用建设。马克思信用理论基于科学方法指导和动态历史分析，对现代经济发展仍具有强有力指导作用，加强信用建设要以马克思信用理论为指导，从经济和伦理双维度入手，为和谐有序的经济环境准备条件。

（一）信用的经济维度要求加强信用制度建设

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面对信用关系的多样性及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要规约信用主体行为，确保借贷运动合理运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必须构建具有硬性约束力的信用制度。首先，制定虚实经济合理发展的政策制度，提供多样性信用工具发展创新的适度空间。虚拟经济的持续发展同信用推进密切相关，但要确保前者在实体经济合理发展的限度内作用以维系经济的协调运作，就需要强规范性的制度规约，而其重要举措体现为对信用工具创新及作用的合理把控。因此，信用经济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对信用扩张限度的有效制衡，既要促进多样性信用工具的合理发展，又要确保经济的协调运行。我国经济发展中着力推进“去杠杆”就是要把控虚拟经济发展的适度进程，将经济发展导引至虚实经济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其次，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进程， 适度扩大信用产品的市场准入。适应经济推进的不同阶段，呼应国家发展的特定时期，合理开放金融市场，积极引进域外有助于我国经济合理有效运行的金融工具，并在学习先进金融发展经验的同时，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再次，推动社会征信系统的建设完善，准备信用关系精准构筑的条件。促进征信机构发展完善，鼓励社会中介机构对征信业务的参与，规范社会征信机构的运营模式，推进征信机构向运营规范化、业务专门化和交易合理化方向发展，确保信用信息的对称性以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后，加强信用律法制度的颁布完善，确保信用行为各得其所。失信成本低于其收益是失信屡犯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提升失信代价。不仅要从行政规范中施策力压，更有必要将失信惩治提升至信用法律高度。正如学者提出，“十四五”时期，推进征信建设高质量发展需要《征信法》的颁布实施［13］。同时，加大对典型守信案例的宣传和奖励力度，从制度层面激励守信行为的普遍化发展。

（二）信用的伦理维度要求加强信用文化建设

信用内在伦理属性及信用关系的根本维系对信用文化建设提出要求。信用文化彰显的是一种根植于社会内在深处、浸润人心灵、育化人品质的理念或信念，对其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首先，信用文化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指导地位，且其本身内含丰富的诚信、忠诚等信用价值意蕴，是公民必须遵循的价值规范，构成信用文化建设的最重要依托和最关键标准。其次，信用文化涵育必须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紧密结合。诚信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虽然时代变迁促使信用内在意蕴及侧重逐渐改变，但信用的道德伦理指向及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却一以贯之。传统优秀文化是信用文化建设之根，也是信用文化建设自信和动力的不竭源泉，信用文化的涵育需要始终传承并创新诚信文化。再次，信用文化发展必须同经济生活紧密结合。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固然有其自身存在的独特规律，但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信用文化发展同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普遍化推进息息相关，后者为前者塑造发展环境、营造建设氛围，更重要的是能够大力推进信用习惯和品质的潜在养成，直接促进信用文化建设。最后，信用文化培育必须同社会个体诚信自律品质紧密结合。社会个体诚信品质的培育是信用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和建设成效的关键评判点，也是信用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起始点。在制度性约束之外，“自省”同“力行”的良性循环成为社会个体诚信品质培育的重要途径， 而这需要坚定的自律意识来支撑，要始终以信用尺度来衡量自身行为得失，以此不断培育个人信用品质，促进社会信用文化建设。

（三）信用双重维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统一

信用双重维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相互统一、并行不悖。信用的经济维度在发展中突出体现工具理性，充当经济效率提升的有力手段；而信用的伦理维度在社会进步中也始终展现着对和谐关系追求的价值理性。这同时引发一些学者对信用“现代性困境”的探讨，即“信用的伦理道德研究与经济利益追求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殊不知，“经济目的是引发信用关系的首要条件，而伦理关系是维系和支撑信用关系的必要条件”［14］73。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信用双重维度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信用双重维度在经济社会中的统一具体展现为工具理性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工具理性同价值理性在经济发展中关系密切，其中，前者为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是社会价值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后者为社会进步提供价值指导和伦理规范，是经济社会有序运作的内生动力。当前，市场经济实质为信用经济，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就必须在注重社会主义生产力更新发展基础上就宏观层面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力度，同时要在发展目标设定层面逐步拓展微观视域中信用文化的培育路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作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信用双重维度的有机统一，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顺畅开展。总之，信用双重维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统一是工具性同价值性的统一， 也是发展路径同发展目标的统一，两者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实现统一。

四、余论 

马克思对信用的论述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对信用未来指向少见阐释。但从马克思对信用理论的存在条件及未来社会发展状态的描述中，可以对信用的未来发展窥测一二。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并且在通过对《圣西门宗教。经济学和政治学》一书中信用是“财产构成方法和方式的结果”的分析指出，“信用会和财产的这个构成一起消亡”［3］687。也即，当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财产实现社会占有、公平分配时，信用在经济领域将消失。同时，从信用生成条件看，生息资本中借贷关系是信用存在的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在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客观存在及发展。进入产品经济时代，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阶级等也将成为历史存在物，社会生产将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生产过程的社会合作、产品的按需分配。总之，经济中借贷关系将消失，信用作为借贷运动形式的抽象也将失去存在条件，其经济层面的作用形式也将无从提起。另一方面，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道德水平的极大提升，信用在经济层面式微，在伦理道德层面凸显。彼时，社会经济生活趋向统一性，劳动成为生活的必要形式。而丰富性生活的内在达成依赖社会伦理道德的高度提升，诚信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元素，对道德规范及社会要求的内在调节不可或缺。“产品经济条件下信用的实现不是依靠制度或舆论等外在的压力，而是自为历史主体自身对人与自然、社会和他人信任的体现，是人们对信用的自觉维护，是人性善和美的最充分表现。”［14］56因此，未来信用主要凸显于伦理道德领域。鉴于经济发展同社会生活的一致，可以说，信用在产品经济时代实现了其包括经济层面在内的信用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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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云.变化社会中的信用：马克思现代性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郑      君） 

On the Double Dimensions of Marx’s Credit Theory and Its Inspiration

Jin Yongmao

（CSoclhloeogleofofMMaarxrxisimsm，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6，Xinjiang，China）

Abstract: Marx’s credit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which has the dual dimensions of economy and ethic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the modern generation of credit，the deep cover of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credit and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credit effects.  The ethical dimension，accompany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is mainly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of Marx’s revel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which takes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relations as the key way of presentation and always retains the ethical elemen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e dual dimensions of credit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and ultimately unified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advancement. They constitute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modern credit and provide inspirations for the overall idea of credit constructi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credit，with its instrumental existence，and the ethical dimension，with its value existence，dem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d credit system and a soft credit culture，respectively，and the promotion of a socialist credit economy requires the unification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It not only help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credit theory，but als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etter cope with credit risks in the new era and enhance the confid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comb Marx’s credit theory and reaffir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credit.

Key words:  Marx’s credit theory; economic dimension; ethical dimension; credit r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