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机理研究

摘  要  [目的]渔民作为禁捕补偿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问题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探究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作用机理，对推动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退捕渔民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通过构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背景下渔民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江苏、安徽和湖北 3 省调研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估算路径系数，测算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结果]从直接效应上看，政策对促进生计资本积累和生计结果改善有显著影响，对于抑制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有显著作用，但对就业排斥影响不显著； 从间接效应上看，政策能够通过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对生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效应上看，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渔民的生计结果。[结论]生计资本是渔民生计内生动力，对生计结果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须继续加大对生计资本建设力度；社会排斥是渔民生计发展的外部阻力，须促进社会融合，保障渔民政治、就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权利。

关键词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 社会排斥  生计资本  渔民生计  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F323 

0      引言

实施长江禁捕不仅是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长江禁捕补偿政策通过当期捕捞权的让渡换取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时间，导致流域内 23 万多渔民面生计全面转型[1]。退捕渔民作为禁捕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问题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禁捕政策通过现金补偿、养老保险、再就业培训等，可提升渔民生计资本，最终改善其生计结果。另一方面，退捕渔民生计全面转型下，受工作技能、年龄、教育水平和生活习惯等影响，面临就业排斥、政治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等社会排斥，可能阻碍其生计结果的提升。从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视角分析禁捕补偿政策对退捕渔民生计的影响机理，对推动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退捕渔民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从精准扶贫、生态补偿和失地补偿等领域分析了公共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2-4]，积累的学术成果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学者们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对农户生计问题进行研究，强调自身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指出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存量是解决生计问题的核心， 生计资本的积累会受到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5]，因此公共政策的实施多是通过影响生计资本积累来增加农户收入和福祉[6]。另一方面学者们基于社会排斥理论，强调社会制度对生计发展的影响，指出就业、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的排斥会将部分人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之外[7-9]，并对其贫困状态产生显著影响[10]，因此公共政策的实施应当促进社会融合，把贫困人口纳入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中。不同研究框架对农户生计问题研究侧重点不同，可持续生计框架强调内部要素的作用，对制度性因素考虑不足；而社会排斥框架侧重与分析制度性因素在致贫过程中的影响，对内部要素与贫困的逻辑关系探讨不足，应将不同的分析框架有机地结合，建立更系统和有效的多维分析框架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11-12]。

据此，本文运用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构建一个适用于退捕渔民生计的分析框架，剖析禁捕补偿政策对退捕渔民生计资本、所遭受的社会排斥以及在这种排斥下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机理，探讨影响退捕渔民生计结果的关键路径及优化策略。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理论分析框架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是学者分析生计问题最常用的方法之一，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五方面构成[13]。该框架以脆弱性为背景，着重分析生计资本通过生计策略进而对生计结果产生影响的过程。其中生计资本是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核心内容，农户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抵御脆弱性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必要前提[14]。农户拥有较好的的生计资本状况有助于其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和拓宽收入渠道[15]，因此，在相关社会保护政策实施的实践中，政府注重于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16-17]。但是该框架以微观个体为切入点，强调内在要素在农户生计中的主导作用，对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关注不足。

社会排斥被定义为政治参与、劳动就业、资源获取和融入公共文化等多维度遭遇主流社会排斥的过程，最终导致少数群体在获得资源、能力、权利和健康等方面的不平等[18]。从社会排斥成因上看，社会排斥分为结构性社会排斥和功能性社会排斥[19]。结构性社会排斥指因社会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社会排斥，功能性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体或群体因自身功能上的欠缺所导致的排斥。社会排斥分析框架实际应用中侧重于分析社会弱势群体，国内学者常用于研究失地农民、农民工和失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20-22]，并认为这些群体受自身禀赋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遭受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和政治权利缺失等方面排斥，导致其生计发展能力受损。退捕渔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退出捕捞后原有生产技能无法发挥，新的生活环境资源竞争更加激烈，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不完善，从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遭到社会排斥。阿马蒂亚森认为社会排斥是可行能力剥夺的重要组成部分[23]，社会排斥会剥夺退捕渔民正常获取资源、权利的能力[24-26]，最终导致其可持续生计能力受损。

综上，两种分析框架分别从微观个体和社会制度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其中生计资本是个体获取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社会排斥的重要因素，当退捕渔民拥有的生计资本越多，越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抵御社会排斥的风险； 社会排斥会剥夺渔民获取资源、权利的能力，导致其无法参与正常经济社会活动，当退捕渔民遭受的社会排斥越多，生计结果也会变得越差。渔民生计是个体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文献对贫困问题多采用单一框架进行分析，影响机理分析不够全面。因此，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社会排斥分析框架，建立如下理论模型，如图 1。

图 1 理论模型 

1.2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资本的影响

该文所界定的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是指长江禁捕水域政府主导下的帮助渔民恢复生计的保护性政策。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农户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五大类。而退捕渔民与农户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不完全适用于该框架。首先，退捕渔民多以专业渔民为主，其自然资本以捕捞水域为主，在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实施后，渔民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本，且在调研中，大部分退捕渔民从事非农业工作， 故自然资本在该文中不做讨论。其次，退捕渔民的社交网络主要依赖于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具有单一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且在退出捕捞后，退捕渔民从其社交网络中获取的支持度减弱， 加之社会资本和该文所研究社会关系排斥在概念和测量指标上部分重叠[27]，故该文对社会资本也不做讨论。因此，该文所界定的渔民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三类。

在人力资本方面，长江禁捕政策实施后，政府组织退捕渔民进行就业创业培训，提升其就业或创业能力，进而会对退捕渔民的人力资本产生影响。金融资本方面，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退捕渔民进行现金补偿和实施小额信贷优惠，进而对其金融资本存量产生影响。物质资本方面，退捕渔民上岸定居后，长江禁捕补偿政策主要是通过对渔民进行集中居住安置，完善基础设施，渔民使用所获现金补偿购买家庭耐用品从而提升物质资本存量。

综上分析，该文提出以下假设：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会对退捕渔民的生计资本产生正向影响。

1.3    生计资本对社会排斥的影响

功能性排斥是指某些个体或群体因自身功能上的欠缺所导致的排斥。而渔民自身功能上的欠缺主要体现在生计资本的存量上，因此渔民的生计资本存量对于其遭受的社会排斥有重要的影响。从人力资本上看，退捕渔民受教育水平越高或健康状况越好，越有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28]，提高其政策参与和社会交流的积极性。从金融资本上看，资金约 束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如果农户获取资金的渠道比较顺畅，就会有更机会进行投资生产，收入水平也就更有可能提高，从而提高抵御社会排斥风险的能力。从物质资本上看，该文主要关注退捕渔民家庭拥有的交通工具和家庭耐用品数量，渔民拥有越多的交通工具，有利于提高工作的便利性，去寻找更高收入的工作，而拥有越多的家庭耐用品数量， 越有利于提高其生活的舒适度，增强生活的信心，增加社会交流的积极性。

综上分析，该文提出以下假设：                   ：退捕渔民的生计资本会对社会排斥产生负向影响。 

1.4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影响

公共政策的实施可以缓解社会排斥造成的负面作用[29]。已有研究对于社会排斥多从经济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政治排斥、社会福利排斥和文化排斥等维度进行分析。结合已有学者研究和实际调研状况，退捕后渔民离开了熟悉的生产生活环境，生境的突然转变迫使渔民被动地参与到转产转业，原有的生产技能在新的环境中无法发挥，多数渔民仍依靠打零工生活；加之多数渔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对禁捕补偿政策了解程度和政府回访的认识有待提高； 此外，退捕后直接居住距离的缩小，渔民的交往有所增加，但是是建立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初级社会关系，社交网络同质化严重。因此，该文认为长江退捕渔民面临的社会排斥主要包括社会关系排斥、政治排斥和就业排斥。

社会关系排斥指个人被社会与家庭排斥，使其交往的频率和人数减少，压缩其社会支持度和社会网络分割度。已有研究显示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圈的构建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移民在新环境下的生存技能，还有助于移民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入[30]。退捕后渔民社区举办的一些渔民文化活动，能够促进退捕渔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圈的扩大，一定程度能够抑制社会关系排斥。政治排斥指个人和团体参与政治活动时的权利不足或被剥夺, 不仅涉及是否拥有政治权利的问题,  还涉及政治权利能否在现实中有效实现的问题[31]。政府大力宣传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提高渔民家庭对政策的认知水平和政治参与度， 此外，开通渔民信访通道，保证渔民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有助于减少面临的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是指个人或群体无法有效地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其中就业排斥是经济排斥的重要内容[32]。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所涉及的现金补偿短期内可以抵御因禁捕所导致收入下降带来的经济排斥，并且组织退捕渔民就业技能培训和专场招聘会可以帮助退捕渔民提升就业技能和获取就业信息，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排斥。综上分析，该文提出以下假设：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会对社会关系排斥、政治排斥和就业排斥产生负向影响。

1.5    社会排斥对生计结果的影响

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是生计结果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33]，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

影响生计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渔民在退出捕捞后，面临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等多维度的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排斥会剥夺退捕渔民的发展机会，导致其无法参与正常政治、经济和生活，从而导致生计状况恶化[25-26]。

在社会关系排斥方面，社会关系排斥导致渔民无法获得来自社会其他成员或社会制度的支持与互动，会直接影响其生活幸福感[34]，此外社会交流的减少会阻碍其就业或政策信息获取，影响其自身能力的发展与实现。在政治排斥方面，政治排斥导致退捕渔民无法参与到政策决策，无法传达自己合法利益的声音，导致政策的实施不能有效的解决生计问题。在经济排斥方面，退捕渔民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禀赋较差，获取收入渠道较少；另一方面也遭受着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导致其无法实现稳定就业，无法获得稳定收入去改变生计现状[35]。

综上分析，该文提出以下假设：                                 ：社会关系排斥、政治排斥和就业排斥会对生计结果产生负向影响。

1.6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影响

正如上文分析，长江禁捕补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善生计资本和抑制社会排斥来促进生计结果的增加。因此该文提出如下假设：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会对生计结果产生正向影响。 

2      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设置

2.1    数据来源

该文选取禁捕水域广、退捕渔民基数大的湖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课题组以随机抽样的入户问卷调查和对退捕渔民面对面访谈方式，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赴安徽省马鞍山市、江苏省扬州市和泰州市、2021 年 7 月赴湖北省宜昌市、荆州市、咸宁市及武汉市开展退捕渔民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渔民家庭人口和经济基本情况、各类生计资本拥有现状、政策实施状况和社会排斥等相关状况。共发放问卷 460 份，剔除关键数据数据缺失和极端值等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样本 410 份，其中安徽省 207 份、江苏省 43 份、湖北省 160 份，样本有效率为 89.13%。

2.2    模型设定

该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影响机制。结构方程模型主要有反映型指标模型与形成型指标模型，国内外学者对形成型测量模型的适用情形列出以下标准[36-37]：（1）测量指标反映了潜变量的内涵或特征；（2）测量指标的变化会引起潜变量的变化；（3）潜变量的变化不会引起测量变量的变化；（4）测量指标之间不要求相关；（5） 删除一个测量指标可能会改变潜变量的概念内涵。参考上述标准，该文所界定的测量指标与潜变量的关系适用于形成型指标模型。

首先，构建结构模型测量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方程表达式为：

为内生潜变量向量，在该文中指生计资本、各类社会排斥和生计结果；为外生潜变量向量，在该文中指长江禁捕补偿政策； 为常数项；   为路径系数；为残差向量。

其次，构建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测量变量之间关系，方程表达式为：

是内生潜变量     的测量变量；是外生潜变量的测量变量；是多元回归系数矩阵；是回归残差项。

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需要使用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PLS）方法进行估算[38]。该文选用 SmartPLS3.0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算，使用该软件可以直接计算出各测量变量的权重，避免了主观赋权带来的统计误差，并且可以根据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实现因子载荷的调整和优化。此外，运用 SmartPLS3.0 软件还可以直接测算出潜变量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该文中，基于社会排斥理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影响将遵循“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生计资本→社会排斥→生计结果”路径，政策的实施和渔民的生计资本禀赋会对社会排斥产生重要影响，而社会排斥导致渔民生计发展能力受损，导致生计结果受损。因此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和生计资本对社会排斥对生计结果产生直接效应、通过社会排斥对生计结果产生间接效应。基于社会排斥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遵循“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生计资本→社会排斥→生计结果”路径，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对渔民生计资本资本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生计资本的变化又会影响社会排斥程度从而导致生计结果发生变化。因此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资本产生直接效应、通过生计资本对社会排斥产生间接效应、通过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共同作用对生计结果产生间接效应。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的总效应由所有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得到。

2.3    变量设置

2.3.1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

该文界定的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包括现金补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就业帮扶政策。其中现金补偿政策采用渔船渔网回收拆解和捕捞权回收补偿款总额测量；社会保障政策采用政府是否为退捕渔民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为 0-1 变量；就业帮扶政策采用退捕渔民是否参加政府提供的就业技能培训，为 0-1 变量。

表 2 测量模型结构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绝大数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测量指标能够很好的反映潜变量。借贷情况 FC2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政府给予退捕渔民相应的现金补偿， 短期内渔民的贷款需求相应较低，而且渔民自身禀赋受限，获取贷款的渠道较少，因此借贷情况指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2 结构模型评价

对结构模型进行评价一般要从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路径系数估计以及路径效果大小 3个方面进行。内生变量被解释的程度通常用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 R2 来表示。一般而言，R2 大于 0.7 代表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在 0.33 左右达到中等解释能力，小于 0.19 则代表解释力度较差[48]。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生计结果的 R2 达到了 0.429，具有中等以上的解释效果， 说明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对生计结果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在路径系数估计上，从表 4 中可以看出，除“禁捕补偿政策→就业排斥”路径外其余路径系数均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渔民退出捕捞后，生产技能得不到发挥，而政府提供的兜底性质的“护渔员”工作仅能解决一小部分渔民的稳定就业；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渔民的“参与比率低”或“参与度不高”，导致就业培训效果不好[49]。

为进一步检验自变量能否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该文通过路径调节效应来判断，该路径调节效应是反映外生变量、中介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和内生变量之间交互影响的重要指标。    值越大表明模型的解释力更强，且值可分为很小( 0. 02) 、适中( 0. 15)  和较大( 0. 35) 3 种类型[48]。在生计资本作用方面，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资本的路径调节效应接近较大水平，而生计资本对社会排斥的影响路径调节效应多数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退捕产生的结构性社会排斥导致渔民的运用生计资本的能力受限，退捕渔民大多数仍是从事传统务农或打零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是因为生计资本的积累到生计状况的改善需要一个时间过程[50-51]。在社会排斥作用方面，就业排斥对生计结果的调节效应较大，而其他排斥对生计结果的调节效应较小，相比于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稳定的就业与渔民的收入和生活满意度影响更大[52]。

 表 4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水平上显著；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社会排斥的间接效应是通过“禁捕补偿政策→社会排斥”和“社会排斥→生计结果”两条路径系数的乘积得到的，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总效应是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直接效应和各间接效应之和。  

从直接效应上看，在生计资本作用方面，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对退捕渔民生计资本存量（0.527）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帮助渔民改善生计资本，与已有研究认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能够促进生计资本改善一致[53]，使假说 得到证实。生计资本对社会关系排斥（-0.156）、政治排斥（-0.217）和就业排斥（-0.260）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表明生计资本是影响渔民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认为生计禀赋较好的农户拥有更好的生计适应能力[54]，拥有较好生计禀赋的退捕渔民在面对社会排斥风险时有更好的生计策略选择机会、更高的政策参与积极性和社会交往动力，从而增强抵御社会排斥的能力，使假说      得到证实。

在社会排斥作用方面，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对社会关系排斥（-0.404）、政治排斥（-0.225）均有显著负向作用，对就业排斥（-0.072）有一定的负向作用，表明政策是保障农户生计适应的外生源动力[55]。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渔民改为社区集中居住的安置方式，为渔民参 与社会交流和集中了解禁捕政策提供了便利条件，对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受制于渔民自身禀赋较差和就业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政策对就业排斥效果并不显著，使假说 得到部分证实。社会关系排斥（-0.255）、政治排斥（-0.121）和就业排斥（-0.327）的存在对生计结果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退捕渔民遭受着社会排斥并对其生计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渔民退出捕捞前习惯了捕捞较为自由的生产生活方式，退出捕捞后适应岸上定居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面临着生活和教育成本较重、生产技能无法发挥和社交网络遭到破坏等问题，造成其受社会排斥强而谋求发展能力弱的局面[56]，导致其收入的落差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假说得到证实。

从间接效应的分解上看，在生计资本作用分解方面，禁捕补偿政策能通过生计本资对社会排斥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就业排斥（-0.137）影响最大、政治排斥次之（-0.114）、对社会关系排斥影响最弱（-0.082）。在社会排斥作用分解方面，禁捕补偿政策通过社会关系排斥（0.103）对生计结果改善最大，通过就业排斥（0.023）对生计结果改善作用最微弱。从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共同作用分解来看，禁捕补偿政策通过生计资本作用于就业排斥对生计结果改善最大，通过政治排斥对生计结果的改善作用较小。

从总效应上看，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既可以促进退捕渔民生计资本的积累，还可以一定程度抑制社会排斥的发生，并最终促进渔民生计结果（0.485）的改善，使假说 得到证实。该文将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生计资本、社会排斥和生计结果放在同一框架下，直观的展现了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单条路径及综合作用机理。如图 2  所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水平每提高 1 个标准差将直接促进社会关系排斥减少 0.404 个标准差，社会关系排斥每减少 1 个标准差将直接促进渔民生计结果增加 0.255 个标准差，因此“禁捕补偿政策→社会关系排斥→生计结果”单链条中，政策通过社会关系排斥影响渔民生计结果的间接效应为0.103。至于如何优化禁捕补偿政策水平，则根据其测量变量的权重大小确定。比如，就业帮扶政策（POL3）的权重为 0.246，即就业培训水平每提高 1 个标准差将使禁捕补偿政策水平增加 0.246 个标准差，其他政策可以此类推。

图 2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影响机理参数估计 

4 结论和建议

该文把社会排斥理论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对安徽、江苏和湖北三省退捕渔民调研数据的研究，运用形成型指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禁捕补偿政策作用渔民生计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退捕渔民遭受着社会关系、政治和就业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并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实施，既能促进渔民生计资本存量的积累， 又能以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促进渔民社会排斥的改善。（2）长江禁捕补偿政策能够对社会排斥产生直接负向影响，并以社会排斥为中介变量促进渔民生计结果的改善。但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改善的路径中政治排斥影响最高、社会关系排斥次之，就业排斥最弱。（3） 从总体上来看，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促进渔民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抑制社会排斥， 进而改善渔民的生计结果。 

基于以上结论，该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1）着力促进生计资本改善，增强抵御社会排斥的内生动力。生计资本改善是抑制社会排斥的重要因素，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虽然帮助渔民生计资本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需要开展针对性的措施。例如：积极引导渔民科学提升资金资本存量和配置效率，普及相关理财知识，具有一定能力将货币资金补偿转化为财产性收入的能力，同时辅以适当延长过渡期生活补助的发放，保障渔民短期内金融资本的稳定性；为退捕渔民开辟就业技能培训和成人教育渠道，促进渔民文化素养提高，并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提高渔民卫生健康意识以改善身体健康情况，增强渔民的劳动能力。

（2）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保障退捕渔民权利。首先，加大政策宣传，创新宣传方式，线上线下宣传相结合，实时更新禁捕补偿政策动态，拓宽渔民获取政策信息渠道， 提升渔民被尊重感；同时还要做好定期回访，记录渔民生计存在的问题，在政策动态优化过程中，加强渔民自我建设意识与投入，使政策制定中体现出更多渔民利益声音。其次，鼓励渔民参与社区活动，加大“文化下乡”力度，定期举办娱乐活动、知识讲座等，发挥“文化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帮助渔民在活动中扩大社交范围、接触新知识，逐步形成对岸上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后，积极引导渔民寻找替代生计，一方面依托社区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些服务组织，为退捕渔民提供就业辅导服务和举办就业技能培训，例如马鞍山市博望区建立的渔民就业帮扶驿站，为退捕渔民提供就业信息、技能培训及创业贷款担保等服务；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贯彻强调渔民的自愿参与原则的同时，辅助以政策性的指导和建议， 积极引导年轻渔民参与创新创业，支持外出务工渔民等人员返乡创业，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渔民就业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       刘子飞, 韩杨. 长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政策：目标、进展与建议——基于长江禁捕典型省域的调查. 农业经济问题, 2021(08): 42-51.

[2]       高帅, 丛建辉, 唐建军. 特困地区可持续减贫: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 22(06): 21-32+51.

[3]       刘格格, 葛颜祥,  李颖, 等.  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 DFID  生计分析框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13 [2022-01-0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513.S.20210930.1418.002.html.

[4]       杨琨,  侯庆丰,  刘鹏飞.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失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兰州市安宁区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04): 143-150.

[5]       唐丽霞, 李小云,  左停. 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 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贵州社会科学, 2010(12): 4-10.

[6]       谢金华, 杨钢桥,  许玉光, 等. 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和福祉的影响机理与实证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 2020(12): 38-54.

[7]       方菲. 社会排斥视野下农村低保对象的生活图景探究——基于湖北省X 村和T 村的调查. 中国农村观察, 2012(02): 86-96.

[8]       高帅, 郭铖, 张琴.  社会排斥、人情支出与农民工多维脱贫. 财经科学, 2018(06): 110-120.

[9] 方长春. 中国城市移民的住房——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 2020, 35(04): 58-80+242-243.

[10] Chan SM, Wong H. Impact of Incom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on Subjective Poverty: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0; 152(3): 971-990.

[11] 胡原, 曾维忠. 稳定脱贫的科学内涵、现实困境与机制重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分析框架.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6(05): 121-128.

[12] Frank T, Tom D, Erika S, et al. Reducing hazard vulnerability: towards a common approach betwee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climate adaptation. Disasters, 2006, 30(1).

[13] 李雪萍, 王蒙. 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03): 5-12+124.

[14] 汤青. 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现状及未来重点趋向. 地球科学进展, 2015, 30(07): 823-833.

[15] 李树茁, 梁义成, Marcus W, et al.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 2010,7(02): 1-10+122.

[16] 袁梁 ,张光强, 霍学喜. 生态补偿、生计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17, 37(10): 188-196.

[17] 马明,  陈绍军,  陶思吉.  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应与生计发展研究——以三区三州怒江州地区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10): 16-23.

[18] Gordon D, Adelman L, Ashworth K, et al.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2010.

[19] 周毕芬.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失地农民权益问题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04): 59-65+111.

[20] 王浩. 社会排斥视角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农业经济, 2017(09): 67-68.

[21] 冯承才. 社会排斥和自我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局研究. 社会发展研究, 2021, 8(01): 162-186+245.

[22] 宋利敏.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下我国大学生就业保障体系研究. 改革与战略, 2016, 32(09): 133-136. 

[23] SEN A.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Scrutin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0: 2.

[24] 赵锋.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比较与研究述评. 兰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5, 31(05): 86-93.

[25] 王文略, 朱永甜,  黄志刚,  等.  风险与机会对生态脆弱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  中国 农村观察, 2019(03): 64-80.

[26] 刘明伟. 凉山彝族长期贫困与社会排斥的关系. 西部发展研究. 2020, (2): 72-98.

[27] 蒋浩琛, 高嘉敏. 主观评价相对贫困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及政策思考. 人口与发展, 2021, 27(05): 24-35.

[28] 杜鑫, 孟小暄. 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 2020 年全国 10 省农户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03): 84-91.

[29] Aniello F, Massimiliano C, Massimiliano A, et al. Do public policies reduce social exclusion? The role of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economic tool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1, 57.

[30] 董亮, 邓文.  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与社会排斥——基于青海格尔木市昆仑民族文化村的调查.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40-44.

[31] 谢永祥. 身份治理与农民工城市居住权——以上海为例. 西北人口, 2018, 39(02): 74-80.

[32] 董亮, 邓文.  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与社会排斥——基于青海格尔木市昆仑民族文化村的调查.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40-44.

[33] 周升强,   赵凯.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与内蒙古鄂托克旗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02): 9-15.

[34] 陈建, 赵轶然, 陈晨, 等. 社会排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社会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管理评论, 2018, 30(09): 256-267.

[35] 边恕, 纪晓晨. 社会排斥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CFPS 2018 的经验分析. 社会保障研究, 2021(03): 87-99.

[36] Jarvis C B ,Scott B, Mac K, et al.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struct Indicators and Measurement Model  Misspecification  in Marketing and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3, 30(2).

[37] 孙继红, 杨晓江. PLS 通径模型应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统计教育, 2009(11): 3-10.

[38] 刘军, 富萍萍. 结构方程模型应用陷阱分析.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7, 26(2): 268-272.

[39] 韩万渠. 政民互动平台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平台赋权和议题匹配的比较案例分析. 探索, 2020(02): 149-160.

[40] 何羽丰, 陈廷贵, 杨杨.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13[2022-02-2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513.S.20211130.1447.032.html.

[41] 李骏. 非稳定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内地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8, 33(05): 164-190+245.

[42] 陈廷贵, 刘芳, 杨杨. 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和贵州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2): 3144-3155.

[43] 滕祥河, 杨先明, 文传浩. 自致努力、政府扶持与水电工程移民生计资本累积.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02):80-91.

[44] 魏雪, 袁承程, 刘黎明. 农户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01): 134-142.

[45] 朱永甜,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陕南三市 1680 份农户数据. 资源科学, 2021, 43(10):2013-2025.

[46] 张化楠,  葛颜祥,  接玉梅,  等.  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汶河的调查数据.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09): 109-116.

[47] Diamantopoulos A. The error term in formative measurement models: interpretation and modeling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odeling in Management, 2006, 1(1): 7-17.

[48] Chin W W.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arcoulides G A.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49] 邵爱国,  李锐,  韦洪涛.  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参与决策机制的探讨——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9(06): 121-131.

[50] 黄志刚, 陈晓楠. 生计资本对农户移民满意度影响分析——以陕西南部地区为例.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 32(11): 47-52.

[51] 丁建军, 冷志明. 区域贫困的地理学分析. 地理学报, 2018, 73(02): 232-247.

[52] 周强,  王乾领,  罗良文.  精准扶贫政策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对乡村振兴的启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2(03): 90-101.

[53] 胡国建,  陈传明,  郭连超,  等.  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分析——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经济, 2018, 34(08): 145-149+155.

[54] 孙晗霖, 刘新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实证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 2021(06): 116-126.

[55] 邹芳芳, 陈少镪,  许国辉, 等. “后扶贫时代”森林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行为研究. 林业经济问题, 2022, 42(03): 262-268.

[56] 彭新万, 张承. 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 求实, 2022(01): 68-80+111. 

LIVELIHOOD CAPITAL AND SOCIAL EXCLUSION: A STUDY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FISHING BAN COMPENSATION POLICY ON FISHERMEN'S LIVELIHOODS IN THE YANGTZE RIVER

Chen Tinggui1,2  ,Chen Hongfei1,※, He Yufeng3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2 .Yangtze Riv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201306, China; 3.Business School ,NingboTech University,Ningbo 315099,china) 

Abstract As direct stakeholders of the fishing ban compensation policy, the livelihood issues of fisherme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ishing ban compensation policy on fishermen's livelihoods in the Yangtze River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livelihood security of retired fishermen. Based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eory and social exclusion theory, the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 resul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Yangtze River fishing ban compensation policy, us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partial differential least square method to estimate the path coefficient with the survey data of Jiangsu, Anhui and Hubei Provinces, measure the direct, in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of the policy on the livelihood outcomes. In terms of direct effects, the policy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romoting livelihood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mproving livelihood outcomes, and on suppress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exclusion, but not on suppressing employment exclusion; in terms of indirect effects, the policy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livelihood outcomes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erms of total effe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fishing ban compensation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utcomes of fishermen. Livelihood capital i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livelihood outcome. It i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ivelihood capital; Social  exclusion is the external resis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men's livelihoo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rotect fishermen's rights in politics, employ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 

Key words fishing ban compensation policy in the Yangtze River; social exclusion; livelihood capital; fishermen's livelihood; impact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