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遵循还是利润导向：农户奶牛养殖模式的分化

摘要：中国农户生产经营模式正在快速分化，但尚不清楚分化过程中农户行为决策符合效率遵循   还是利润导向，以及不同效率的农户在规模化经营行为上存在的差异。本文选取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   化事例，采用IV-MProbit 模型和 2SLS 方法探讨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养殖模式分化的影响，并运用费舍尔组合检验分析种养结合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养殖模式的分化行为符合效率遵循与利润导向   的双重原则，这有助于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双重目标的同步实现。高效率养殖户形成了较大的存栏规   模，资源要素向高效经营主体集中，未产生资源错配问题。种养结合在效率遵循与利润导向影响农户   养殖模式分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为对效率遵循影响的减弱以及对利润导向作   用的增强。同时，种养结合在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存栏规模的影响中也发挥了明显的调节效应，主要体   现为增强了效率和利润的影响。

关键词：生产效率 养殖利润 种养结合 养殖模式分化 

一、引言 

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数量上看，小农户在中国农业经   营中依然占据主体地位。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公报数据，全国登记农户为 2.3 亿户，规模农业经营户仅为 398 万户①。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家庭经营，不仅是现阶段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也将是中国农业发展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黄宗智，202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理性思考调整种养结构和为应对成本上升而改变农业生产模式等情况已相当普遍，农户生产模式在实践层面正在不断发生分化，呈现多样化形态（刘启明，2019）。与此同时，出于对增收的渴望，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户在调整生产模式后依然将扩大规模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陈秧分等， 2015）。总体来看，农户生产模式的分化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不仅包括对农业生产模式的调整，还涉及后续对规模化发展的考虑。显然，引导农户调整生产模式适应市场变化，并进一步发展   规模化经营，不仅有利于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还有助于实现农户增收。因此，探究农户生产模式的   分化过程及其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本质上看，农业生产模式是由农户的生产行为所决定的，而农户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效率和利润是学者们在农户生产行为研究中一直关注的主题，但已有文献大多将效率和利润作为农户生产行为的结果进行探讨，较少关注效率和利润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   一般来讲，为了实现增收，农户会主动依据利润导向原则调整生产行为，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农户在调整生产行为时是否会下意识地遵循效率原则？若回答是肯定的，则意味着农户生产模式的调整将有利于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双重目标的实现。从现有文献看，多数研究认为农户会依据预期利润对生产行为进行有效调整（张连华等，2020；张露和罗必良，2018），利润导向发挥了明显作用。但关于农户在改变生产模式过程中是否会遵循效率原则，学者尚未形成统一看法。部分学者认为效率导向与农户生产行为调整二者间呈正向关系，并基于感知绩效与感知成本间比例权衡的思路做了实证检验（例如盖豪等，2020；王淇韬和郭翔宇，2020）；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农户的行为逻辑是以利润为导向的，效率与农户生产行为的调整并没有直接联系（王雨林等；2015），在不改变生产模式的情况下，低效率的农户依然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多的经营收入（贺振华，2003）。

此外，当农户调整生产模式后，如何继续提高收入依然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发展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增收的重要手段。那么，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农户调整生产模式后，在生产效率不同的农户中，谁会是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力量？显然，如果高效率农户更多地选择扩大经营规模，则说明生产要素会向高效经营主体集中，从而有利于要素配置的优化和产业整体效率的提升（袁航等，2018）；反之，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可能会更多地流向低效率农户，造成资源错配问题。对于前种情况，政策上应予以鼓励；对于后种情况，政策上需加以干预。因此，有必要连续考察生产模式调整后农户的规模化经营情况，进而从一个更完整的视角对农户生产模式分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阐释。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奶牛养殖行业与乳企原料奶来源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规模化奶牛养殖场数量的不断增多，乳企原料奶来源已逐渐从传统奶牛养殖户转向规模养殖场，小奶农的卖奶难问题日   益突出。外部环境变化迫使奶牛养殖户的生产模式出现明显分化。从内蒙古地区来看，奶牛养殖户的   养殖模式逐渐分化为三类：第一类是养殖奶牛并出售牛奶，主要利润来自牛奶销售收入。此类模式即   传统的农户奶牛养殖模式。第二类是养殖奶牛但不出售牛奶，牛奶用于喂养牛犊，养殖户将牛犊饲喂   至成牛育肥出栏后销售，养殖收益来自育肥牛销售收入。在此类模式下，养殖户由于缺乏牛奶销售渠   道，被迫将牛奶用于喂养额外购买的牛犊，通常一头奶牛可喂养5～10 头牛犊，因此此类养殖模式在当地也被称为“贴牛犊”。第三类是养殖奶牛但不出售牛奶，牛奶仅用于喂养母牛自繁的牛犊，牛犊喂养至3 月龄断奶后出售，养殖收益主要来自牛犊的销售收入。在此类模式下，养殖户的奶牛品种退化较为严重，产奶量较低，往往仅够喂养自繁的牛犊。为了后文表述方便，笔者将上述三类模式依次简称为“出售牛奶模式”“贴牛犊模式”“繁殖牛犊模式”。获得三类养殖模式下的奶牛养殖户数据，不仅为研究农户养殖模式分化问题提供了保证，也为分析农户在养殖模式分化后的规模化经营选择问题提   供了有效样本。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利用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化事例，探讨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养殖模式分化的   影响。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化行为是效率遵循还是利润导向   所致？养殖模式分化后的高效率养殖户是否形成了更大的存栏规模，存在资源错配风险吗？种养结合   作为农村家庭经营的一种普遍方式，是否在农户养殖模式分化过程中发挥了调节效应？

二、理论分析

（一）效率遵循、利润导向与农户奶牛养殖模式的分化

1.  农户奶牛养殖模式的分化：效率遵循还是利润导向。效率可以从投入产出角度考察养殖户的生   产水平，学者通常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相较效率而言，奶牛养殖户在调整生产行为时直接关注的“一   头牛挣多少钱”的单头牛产出利润是对农户养殖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为方便表述，后文中将单头牛   产出利润简称为“单产利润”。显然，效率与单产利润在评价指向与结果含义上存在明显差别：效率是   养殖产出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比值，反映了要素配置水平的高低；单产利润则代表了最终获利金额的多   少，是养殖产出与要素投入之差。在某些情况下，从效率和单产利润角度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非完全   一致，例如某项生产活动的利润很高，但由于投入成本较高，效率也可能偏低。

农户是生产行为的决策主体，依据舒尔茨小农经济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以经济效益为导向   的“理性小农”会将利润作为生产决策的重要依据。据此，当农户在调整养殖模式时，他们会通过对   比盈利能力来选择获利更高的模式，即使利润导向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来自微观领域的大量证据也表   明，对利润的判断是农户在作物播种、耕地保护等生产决策时的重要依据（王晨和王济民，2018；卢华和周应恒，2021）。

现有研究基本肯定了农户的生产决策遵循利润导向原则，但还不清楚农户在调整生产行为时是否   会下意识地遵循效率原则。大量研究表明：随着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效率与单产利润呈倒U 型变化趋势（罗丹等，2017；冀县卿等，2019），且效率最大值对应的规模拐点要早于单产利润最大值对应的规模拐点（栾健和韩一军，2020）。图 1 中， L1 和L2 分别为效率和单产利润曲线，Q1 为效率曲线L1 顶点处对应的经营规模，Q2 为单产利润曲线L2 顶点处对应的经营规模。从图 1 可知，在Q1 左侧，效率尚未达到最高点，效率的提升与单产利润的增加同步，两条曲线均处于上升区间。而在区   间Q1 Q2 ，效率开始下降，而单产利润仍继续上升，效率与利润呈反向变动趋势。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出售农产品的能力逐步提升，有效弥补了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使单产利润仍有提升空间（栾健和韩一军，2020）。例如，当经营规模扩大后，农户在销售农产品时的议价能力进一步增强，甚至可能跨过中间商直接出售农产品，降低了交易成本，进而获得更高的售价，这将对单   产利润而非效率产生影响。同时，规模经营户相比小农户在农产品市场信息获取方面也更具优势（Burke et al.，2020）。从现阶段中国农户奶牛养殖情况来看，养殖规模普遍较小，效率尚未达到最优化（乌云花等，2017；郜亮亮等，2015；何忠伟等，2014）。据此可以判断，目前中国农户奶牛养殖主要处于效率最大值拐点Q1 的左侧，即农户奶牛养殖效率与单产利润处于同步上升区间。这意味着，现阶段农户在以利润为导向调整奶牛养殖模式时，也会同时遵循效率原则。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H1：中国农户奶牛养殖模式的分化符合利润导向原则，同时也满足效率遵循原则。

图1 生产效率与单产利润的关系

2.  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化后的存栏规模：资源错配风险。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化后，需要思考的   问题是：面对是否发展规模化经营的选择，不同效率的农户在存栏规模上有何差异？是否存在资源错   配风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经营主体的生产规模应该和它的生产效率相适应，   即效率更高的经营主体应该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正因如此，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才会不断提高；反   之，则表明出现了资源错配问题。

从现有研究来看，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农地要素资源存在错配问题，其基本逻辑是：在农地交易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基于家庭人口或劳动力数量的农地均分制度的实施（李尚蒲和罗必良，2015），使土地资源无法在村民间实现优化配置，细碎化等问题导致土地要素错配（袁航等，2018）。资源错配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包括行政性再配置和市场再配置两种手段。政府采取行政性再配置手段无法真实了解农户间的生产水平差距，加之可能存在寻租激励，行政性再配置手段的效率通常较低（Huang，1999）。相较而言，属于市场调整范畴的再配置手段可能更具效率（Deininger and Jin，2005）。基于上述思路，大量研究探讨了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促进要素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户流向效率高的农户，进而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已有文献还具体从拉平效应（姚洋，2000）、市场功能（Deininger and Jin，2008）等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错配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高的农户的非农经营优势同样明显，市场机制会促使这些农户转移到比较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   而农业生产效率低的农户的非农经营水平同样不高，这些农户往往只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的配置发生扭曲（陈章喜，2014；盖庆恩等，2014；李承政等，2015）。

对于农户养殖而言，牲畜等要素资源能够在农户间自由流动，为养殖业资源流向高效率农户提供   了有利前提；同时，市场机制促进了养殖业要素资源配置的优化，推动了牲畜等资源要素向高效率养   殖户集中，不存在资源错配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发展历程中，养殖业   中并不存在类似于以人口为单位的农地均分且严格限制流转的情况，牲畜等生产资料处于相对自由的   流动状态，也就不存在资源错配的历史约束；其次，相较于种植业，养殖业在收益方面具有明显的比   较优势，养殖效率高的农户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行业追求更高的经营收益，而不是转移至其他非农产   业；再次，养殖效率较高意味着农户具有更好的资源禀赋条件，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也就更具优势。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H2：养殖模式调整后，效率高的农户更有可能形成较大的存栏规模，生产要素向高效率养殖主体集聚，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并不存在资源错配问题。

（二）种养结合在效率和利润影响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化中的调节效应

从范围经济角度看，农户采取饲料种植与奶牛饲养的综合经营方式，能够充分挖掘自身的生产力和要素资源，通过成本互补与分摊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家庭内部产业发展的一体化经营效应（高思涵和吴海涛，2021；王楠，2020）。来自众多家庭农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相较于纯种植户或纯养殖户，种养结合户在生产效率上更具优势（钱忠好和李友艺，2020）。总体上看，种养结合下的效率和利润是对农户“种植+养殖”整体经营能力的综合评判，但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农户纯粹的养殖效率和利润水平。举例来说，假设有甲、乙两户农户，若农户甲的养殖效率低于农户乙，那么，   在二者养殖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农户甲的饲料要素投入量大于农户乙；然而，如果农户甲通过种养结合方式能够获得更多的低成本饲料，其饲料支出反而会低于农户乙，进而使农户甲的综合养殖效率反超农户乙。这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农户选择养殖模式和存栏规模更多地是依据种养结合下的综合效率和利润，还是种养分离下相对纯粹的养殖效率和利润？显然，对该问题的分析也就形成了关于种养结合调节效应的思考。

从对农村的调查情况来看，由于养殖奶牛的农户往往不记录要素投入产出的细项账目，其对养殖效率的判断方式是：依据单头牛日均饲料摄入量估算奶牛全周期的饲料消耗总重量，然后计算最终获利与饲料消耗总重量的比值，即形成效率认知。由于养牛农户在估算饲料消耗重量时并不区分饲料来源是否为自家种植，所以此时农户的效率判断相当于评判非种养结合下的养殖效率。在利润水平的判断上，农户根据养殖收入、饲料支出以及疫病防治费用等各类成本计算每头牛的利润。对于饲料支出，   农户通常只考虑直接购买饲料的支出，大多未考虑自家种植且被牛吃掉的饲料种植成本。显然，在上述计算方式中，农户已下意识地将自家种植的饲料产量纳入总饲料消耗量，但并未考虑种植饲料的成本支出，导致农户对单头牛利润的判断普遍存在高估的情况，此时，农户所计算的利润就变成了种养结合下的综合利润。此外，关于自家饲料种植过程中的劳动力和土地投入的机会成本问题，调查中发现：首先，在劳动力机会成本方面，由于养牛行业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较大，每天需要完成饲喂、挤奶、清圈舍等一系列工作，养殖户无法有相对整块的时间外出务工，仅能利用零散的时间在自家耕地上干农活，因此，在无法将劳动力转移至其他工作并获利的情况下，可大体判断农户自家种植饲料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偏低。其次，对于土地投入机会成本，由于传统养殖区域的种植品种大多为玉米等饲料作物，养殖户往往不具备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技术、经济与自然条件，难以通过种植其他农作物获得高额回报，故自家种植饲料的土地投入机会成本较低；同时，近年来越来越严格的畜禽粪污治理政策，   使城镇近郊的养殖户日渐减少，大多数奶牛养殖户都远离城镇，存在土地流转市场缺乏、流转价格不高等状况，在自家种植饲料具有低成本优势且能够保证获得高品质饲料的情况下，养殖户往往不会转出自家土地，也就基本上不存在土地转出的机会成本。基于上述情况，可大体认为农户自家种植饲料不存在明显的机会成本，故本文不再对样本户自家种植饲料的机会成本做进一步的考量。

总体来看，在种养结合前后，农户的养殖效率与单产利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农户对于效率与   利润的判断标准也会因为种养结合的选择而发生变化。显然，这些差异可能会对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   产生不同影响，即种养结合存在调节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H3：种养结合在效率和利润影响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化中具有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 2021 年 8 月～10 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通辽市开展的奶牛养殖户入户调查。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跨经度最大的省级区域。考虑到各盟   市农户均具有奶牛养殖传统，课题组主要基于地理分布在内蒙古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选取调查   区域，以期全面了解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化情况。在综合考虑各地区奶牛养殖状况和数据可获得性的   基础上，课题组最终选取了东部地区的通辽市、中部地区的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西部地区的巴   彦淖尔市作为调查区域，样本区域选取具有一定合理性。

由于近年来规模化奶牛养殖场的冲击，大量农户逐步退出奶牛养殖行业，奶牛养殖户数量大幅减   少。《中国畜牧兽医年鉴 2011》和《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21》数据显示，2010－2020 年，内蒙古地区奶牛年末存栏量在49 头以下的养殖户数量从 44.41 万户降至 2.39 万户。从调查情况看，样本区域的奶牛养殖户数量普遍偏少，且分布极为分散，使奶牛养殖样本户的选取难度加大。结合奶牛养殖发展情况，课题组在上述每个地级市随机选取 2～3 个旗县（区），在每个旗县（区）随机选择 3～4 个乡镇（苏木）。在各样本乡镇（苏木），课题组根据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奶牛养殖户数据，随机选取8～10 户奶牛养殖户开展入户调查工作。最终，调查涉及 83 个行政村（嘎查），获得奶牛养殖户样本335户。剔除数据缺失以及问卷信息前后矛盾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324 户，样本有效率为 96.7%。 

（二）估计策略

1. 农户养殖效率的测定。本文借鉴Leibenstein（1966）关于效率的定义，即效率是一定投入约束   下，生产主体的实际产出与要素最优配置时最大化产出的比值。在测度方法上，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并借鉴钱忠好和李友艺（2020）的经验构建 CCR 模型（Charnes et al.，1978），同时考虑到农户经营在相对稳定的投入下追求更高产出，因此利用产出导向模型计算农户养殖效率。相关模型如下式   所示：

（1）   式中： xij 为生产要素投入向量， yrj 为产出向量， xik 和 yrk 为待评价效率的农户k 的要素投入向量与产出向量，vi 为投入权重系数，mr  为产出权重系数；i 表示要素投入的种类，r 表示产出的种类， j 表示样本组。

参考已有文献（例如崔姹等，2018；郜亮亮等，2015；何忠伟等，2014），本文将各类养殖模式下的奶牛养殖收入作为产出变量，投入变量包括草、青贮、籽粒玉米、其他精饲料、牛犊成本、劳动力、   医疗防疫费、水电与机械投入等其他费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文献在奶牛养殖的产出指标选取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部分研究以提升牛奶生产效率为目标，将牛奶产量或产值作为奶牛养殖的产出指标（例如魏艳骄和朱晶，2019）；而在以促进农户增收为目标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将牛奶收益和同期的牛犊收益共同作为奶牛养殖的产出指标（例如乌云花等，2017）。显然，农户在行为决策过程中判断经济效益的依据是整个生产活动的综合收入，而不是其中某一单项活动的盈利情况。   据此，本文选取牛奶与牛犊的综合收益作为产出指标来测度样本户的养殖效率。

本文研究中所关注的种养结合优势主要是农户种植的玉米、青贮等作物能够转化为家庭养殖饲料，   这部分饲料成本等同于饲料作物的种植成本，相较于外购饲料支出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据此，测算种养分离与种养结合下农户养殖效率的思路如下：首先，在种养分离方式下，农户养殖所需饲料需要全部外购，饲料投入成本等于饲料用量与饲料外购价格的乘积，在其他投入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可测度出种养分离方式下样本户的养殖效率。其次，在种养结合方式下，农户种植的作物能够转化为养殖饲料，故饲料消耗量由样本户实际种植并使用的饲料量与外购饲料量两部分组成，相应的饲料成本就等于外购饲料费用与自家饲料种植成本之和，其中，饲料种植成本根据农户饲料种植的亩均产量与亩均成本核算后获得。因此，在其他投入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可计算出种养结合方式下样本户的综合养殖效率。 

2.  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策略。为了考察样本户对三类养殖模式的选择是否符合利润导向和效率遵循， 本文构建如下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即MProbit 模型）：

MProbit(Modela     ) = b1eff  + b2 pro + b3 Z +e

b

（2） 

（2）   式中：被解释变量Modela 为样本户对于三类养殖模式的选择结果； eff 和 pro 为核心解b

释变量，分别代表养殖效率和单产利润；Z 为控制变量，e为随机误差项。由于MProbit 模型中农户

奶牛养殖模式的回归系数会随着参照模式的改变而变化，故被解释变量Modela   的下标                                                               表示参照模式，下标a 表示观测到的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参考前人研究（例如刘森挥等，2019；王雨林等，2015； 何忠伟等，2014），控制变量Z 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兼业、开始养殖奶牛的年份、奶牛存栏最多的年份、奶牛存栏最大时的规模、家庭支出状况、养殖区域到旗县政府所在地距离。

农户养殖模式的选择是一个逐渐尝试、调整与优化的过程。由于三类养殖模式间相互转化的门槛   较低，农户大多是在分别尝试三类模式后才最终确定自家的养殖模式。调查中发现，样本户确实能够   清晰地向调查员介绍各模式的利弊，以及成本投入与养殖盈利特点。据此可以认为样本户在形成现有   养殖模式前就较为清楚各模式下的单产利润水平和效率水平，而现有养殖模式下的效率与利润在很大   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生产模式调整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拟将样本户受访时的养   殖效率与单产利润作为（2）式中的核心解释变量。然而，这也导致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   在较为明显的反向因果关系。

对于反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采取工具变量法予以解决。借鉴Kung（2002）、黄枫和孙世龙（2015）、周来友等（2017）、何可等（2022）的做法，本文为养殖效率和单产利润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分别为样本户所在村庄除自身以外其他样本户的养殖效率与单产利润的平均值（为方便   表述，后文简称为“村内平均效率”和“村内平均利润”）。选择这两个工具变量的原因如下：一是村   庄内部农户的养殖情况往往具有较强的同群效应，他们的养殖效率和利润水平呈现较高的相似性，使   工具变量满足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条件；二是村庄内部其他农户的养殖效率和利润并不能直接决定样   本户养殖模式的选择，也就是说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无关，满足外生性条件。基于上述工具变量，   本文借鉴Roodman（2011）的研究成果，利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的工具变量方法（IV-MProbit 模型） 分析农户养殖模式的选择问题。

3.  农户养殖存栏策略。为检验养殖效率、利润与农户养殖存栏规模的关系，即养殖效率高的农户   是否获得更多的要素资源，本文利用样本数据验证农户养殖是否存在资源错配问题。为此，本文借鉴Bartelsman et al.（2013）、Alfaro et al.（2009）、陈海磊等（2014）的研究方法，将农户养殖效率（取对数）和单产利润作为解释变量，将存栏规模（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以下模型：

（3）式中：被解释变量为样本户2021 年奶牛存栏规模的对数，eff 和 pro 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养殖效率和单产利润，系数q1 和q2 可反映出农户养殖效率、利润与其存栏规模之间的关系，Z 为控制变量，z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控制三类养殖模式的差异，拟在控制变量中引入养殖模式虚拟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2）式一致。

养殖效率和单产利润可能会影响农户的养殖存栏规模，反过来，存栏规模也可能使农户的养殖效   率和单产利润发生变化，即效率、利润与存栏规模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对于由反向因果效应   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通过工具变量法加以解决。工具变量依旧选取村内平均效率和村内平均利   润两个变量。在对弱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样本数据进   行拟合回归。

4.  种养结合调节效应的检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农户在选择养殖模式时，会更多地依据相对纯粹的养殖效率和利润，还是会更多地考虑种养结合方式下的综合效率和利润？同样，在存栏规模决策中，农户会更多地考虑上述哪一种效率和利润？显然，对于已开展种养结合的农户而言，若不考虑自家种植饲料的低成本优势，把自种且使用的饲料按照市场价格折算为成本，计算出的效率就更能反映出农户相对纯粹的养殖效率水平，相应的利润也能反映农户相对纯粹的养殖盈利能力。相反地，对于种养结合农户，若考虑自家种植饲料的低成本优势，把自种且使用的饲料按照饲料种植成本折算为费用，计算出的效率就反映了农户“种植+养殖”的综合效率水平，相应的利润也变成了种养综合利润。   奶牛养殖样本户均采取了种养结合方式，这为获得上述两类效率和利润数据提供了可能。基于上述思路，本文计算了两类效率和利润。为方便表述，后文将不考虑自家种植饲料低成本优势的效率和利润分别简称为“效率（种养分离）”“利润（种养分离）”，将考虑自家饲料种植低成本优势的效率和利润分别简称为“效率（种养结合）”“利润（种养结合）”。本文拟将上述两类效率和利润分别引入农户养殖模式选择模型与存栏规模模型，以检验种养结合在效率和利润影响农户养殖模式选择和存栏规模中的调节效应。参考温忠麟等（2005）的研究经验，本文拟利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方法，分析种养结合在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养殖模式选择与存栏规模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三）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1.   奶牛养殖投入产出指标。笔者根据调查数据计算了单头奶牛养殖投入产出指标的平均值（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在贴牛犊模式下，1 头奶牛的牛奶平均可喂养 6 头左右的牛犊，按照牛犊饲喂至育肥出栏后平均售价 1.7 万元计算，6 头牛犊最终带来的毛收入约为 10.2 万元，所以，贴牛犊模式下较高的毛收入水平拉高了单头奶牛的毛收入均值；此外，由于贴牛犊模式下的牛犊存在购买成本与饲料消耗，相关投入成本的均值也被拉高了。

表1                                              样本户单头奶牛养殖投入产出指标的均值

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 2 个，分别为奶牛养殖模式和奶牛存栏规模。

从奶牛养殖模式看：选择出售牛奶模式的样本户有 95 户，占总样本的29.32%；选择贴牛犊模式的样本户有 118 户，占总样本的 36.42%；选择繁殖牛犊模式的样本户有 111 户，占总样本的 34.26%。可见，各类养殖模式的样本分布较均衡。从奶牛存栏规模看，2021 年样本户奶牛存栏平均数为29.88 头。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养殖效率与单产利润。为分离出种养结合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种养分离、种养结合两类方式下样本户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毛收入减去各项支出来测算每种方式下的单产利润。

参考现有文献，对相关控制变量的选择如下：一是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   限；二是样本户养殖经营特征变量，包括是否兼业、开始养殖奶牛的年份、奶牛存栏最多时的规模、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一）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的影响

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在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后，本文采用IV-MProbit 模型估计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的影响。由于 IV-M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是观测模式与参照模式两两比较后的结果，故在效率和利润影响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的模型估计结果中，在种养分离和种养结合每种方式下，   都报告了3 类养殖模式间两两对比的结果。

表 3 为IV-MProbit 模型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在种养分离和种养结合方式下，分别以出售牛奶和繁殖牛犊两类模式作为参照模式进行模型拟合。从回归结果看，工具变量村内平均效率、村内平均利   润对内生变量效率和利润的影响均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表3                      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影响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除了不包括出售牛奶模式和贴牛犊模式两个变量以外，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 一致。

表 4 报告的是效率和利润影响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的估计结果。首先，效率对农户养殖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对比种养分离和种养结合方式下效率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系数后发现，种养分离方式   下效率对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的影响要大于种养结合方式下的这一影响，表明农户会更多地依据种养分离下相对纯粹的养殖效率选择养殖模式。据此可知，农户养殖模式选择行为遵循效率原则，但种养结   合方式可能会减弱农户养殖模式选择行为遵循效率原则的程度。

表4                        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影响的工具变量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其次，单产利润对农户养殖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但在种养分离与种养结合方式下，利润变量   的系数存在一定差异。在贴牛犊（参照出售牛奶）模式下，由于利润系数在种养分离和种养结合方式   下的符号方向相反，故无法确认两种方式下哪一种利润对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的影响更强。但在繁殖牛   犊（参照出售牛奶）模式下，利润仅在种养结合方式下对农户养殖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在贴牛犊（参照繁殖牛犊）模式下，种养结合方式下的利润对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的影响明显大于种养分离方式下的这一影响。据此可知，利润导向在农户养殖模式选择过程中发挥了明显作用，种养结合方式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利润导向功能的发挥。

再次，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距旗县政府距离越远的样本户，选择出售牛奶模式的可能性越   小，其原因在于内蒙古地区乳品企业的原料奶基本来自规模养殖场，养殖户出售牛奶的渠道主要是向   城镇居民零售，或是供应城镇的奶吧、奶制品商店等，由于缺乏冷链运输条件，往往只有城镇近郊养   殖户才能采取出售牛奶模式获利。户主年龄较大的养殖户采取贴牛犊模式的可能性小，因为贴牛犊模   式对劳动量的需求较大，随着户主年龄增大，养殖户往往会选择相对轻松的养殖模式。

综上可见，农户奶牛养殖模式的分化符合利润导向与效率遵循的双重原则，假说 1 得到验证。这一结论也表明，农户养殖模式的分化过程有助于农户增收与农业增效双重目标的实现。

此外，经费舍尔组合检验发现，除了贴牛犊（参照繁殖牛犊）模式下效率的回归系数在种养分离   和种养结合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外，在其他模式下效率和利润的回归系数在两种方式之间均存   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种养结合发挥了明显的调节效应，假说3 得到验证。

2.  稳健性检验。本文采取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牲畜养殖经济效益评价的投入产出指标中，多数学者主张将母畜投入计入总成本（例如杨春和王明利，2019），但也有部分研究未考虑母畜投入，这在以统计年鉴为数据来源的文献中较为常见（例如魏艳骄和朱晶，2019）。本文在前述基准回归中，使用了将母畜投入计入总成本的效率与利润测度值；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去掉母畜投入成本后重新测度样本户的效率与利润，获得调整后效率（种养分离）、调整后利润（种养分离）、调整后效率（种养结合）和调整后利润（种养结合）共 4 个指标，分别替换基准回归中相应核心变量并再次拟合回归，得到结果见表 5。从表 5 可以看出，效率与利润的系数方向与表 4 基本一致，表明估计结果稳健。

表5                             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除了不包括出售牛奶模式和贴牛犊模式两个变量以外，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 一致。 

（二）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存栏规模的影响

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本文使用 2SLS 方法估计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存栏规模的影响。表 6 为2SLS 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种养分离和种养结合方式下第一阶段回归的最小特征统计量分别为38.370 和15.141，均大于沃尔德检验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6                      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存栏规模影响的2SLS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2 一致。

表 7 是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存栏规模影响的估计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在种养分离和种养结合方式下，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高效率的农户拥有更大的奶牛存栏规模。换言之，高效率的农户获得了更多的养殖资源，促进了生产要素向高效率养殖主体集聚，实现了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不存在资源错配问题，假说2 得到验证。单产利润在种养结合方式下的估计结果中是显著的， 且系数为负，说明农户对养殖收益可能有一个预期值，当单产利润较高时，农户仅需要保持相对较小的存栏规模就能实现收益预期；相反地，较低的单产利润意味着农户需要更大的存栏规模才能达到既定收益目标。

从表 7 中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来看，种养分离和种养结合方式下效率和利润的系数差异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种养结合发挥了明显的调节效应，假说3 得到验证。此外，种养结合方式下效率的估计系数大于种养分离方式下效率的估计系数，而利润的估计系数只在种养结合方式下显著，表明种   养结合方式下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存栏规模的影响更强。

表7                        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存栏规模影响的2SLS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稳健性检验。为检验表 7 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方法如前文所述。从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效率和利润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系数符号与表7 保持一致，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8                           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存栏规模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与表2 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选取农户奶牛养殖模式分化事例，在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样本户奶牛养殖全要素生产   率的基础上，利用IV-Mprobit 模型分析了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通过2SLS 方法考察了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存栏规模的影响。同时，本文进一步将小农户经营中极具特色的种养结合方式引入分析框架，基于费舍尔组合检验方法，探讨了种养结合在农户奶牛养殖模式   分化过程中的调节效应。

从研究结论看：首先，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行为符合效率遵循与利润导向的双重原则；种养结   合在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调节效应，但主要表现为种   养结合方式下，效率遵循对农户奶牛养殖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效果减弱，而利润导向的作用增强，种   养结合发挥调节作用的方向并不一致。其次，高效率的养殖户往往形成了较大的存栏规模，表明资源   要素主要向高效率的经营主体集中，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未发生资源错配问题；种养结合发挥了明   显的调节效应，主要表现为增强了效率和利润对农户存栏规模的影响效果，其发挥调节效应的作用方   向一致。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一是在当前农户养殖模式的分化过程中，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的双重目标能够得到同步实现；二是高效率的养殖户正逐渐成为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力量，存栏规模已具有明显优势；   三是种养结合方式在农户养殖模式的分化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对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据此，进行相关政策设计时，要重视以下方面：第一，要鼓励和支持农户积极探索养殖模式的创新，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双重目标的实现；第二，要重点关注种养殖能手等高效率农户向规模化经营主体的转化问题，做好相关培育工作；第三，积极推广种养结合方面的农业培训，为农户在牲畜品种改良、玉米和青贮等饲料粮品种优化、种养技术改进等方面提供有效支持，充分发挥种养结合在降成本、抗风险等方面的优势；第四，在地方养殖业产业布局上，应充分关注规模化养殖与乳企原料奶来源变化对传统奶牛养殖户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奶牛养殖户生产模式分化问题，因势利导帮助养殖户做好生产模式的优化，在确保农户稳收、增收的同时，有效推动奶牛养殖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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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Compliance or Profit Orienta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ousehold Dairy Cow Breeding Models

HOU Guoqing      GAO Ming   QIAO Guanghua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of China’s farmer households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divergence. What role does economic benefit play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farmers’ behavior in this process? Is it profit-oriented or efficiency-based?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ale management behavior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efficiencies?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events of farmer households’ dairy cow breeding model differentiation and uses IV-MProbit and 2SL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fficiency and profit on farmers’ breeding model divergence. It also conducts a Fisher combination test to analyz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behavior of farmer households’ breeding models conforms to the dual principles of efficiency compliance and profit orient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simultaneous realization of the dual goals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The farmers with a high level of efficiency have formed a larger inventory scale, and resource elements are concentrated to efficient business entities without resource mismatch. The combination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in which profit orientation and efficiency compliance affec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breeding models,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impact on efficiency complianc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rofit-oriented functions. Mean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has also played an obvious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efficiency and profit on the scale of farmer households’ inventory,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enhancing the impact of efficiency and profits.

Keywords: Productivity; Breeding Profit; Combination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Breeding Model Different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