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制度、传统主义文化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制度组态视角的研究

 摘 要：区域创新能力是加快区域经济转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完善制度政策环境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应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31 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选取市场化指数和传统主义文化作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探索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单一制度要素无法构成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组态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传统主义文化可以弥补正式制度要素不足，两者构成组态也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产生高与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并不对称。研究揭示了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有助于全面认识制度组态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正式制度要素和传统主义文化间的耦合关系，并为政策制定者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区域创新能力；正式制度；传统主义文化；组态视角；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制度建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制度理论创新，我国整体创新能力显著提升［1］。在2020 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排名第14 位，是唯一进入全球前20 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然而，我国各地区创新能力仍呈现发展不平衡、水平差距大等特点［2］，这使得探究导致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制度因素以及如何通过完善制度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成为重要研究问题［3］。现有研究发现政府职能、产权结构、要素市场、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因素与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重要影响［4-6］。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

①相比正式制度要素，对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关注较少，缺乏系统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整体影响［7］；

②基于“还原论”思想研究单个制度要素的影响存在局限，不能解释多要素共同作用及耦合关系，无法全面认识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间复杂关系［8-9］。

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based view）认为制度是影响区域创新的关键因素，且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共同产生影响［10］。当正式制度不完善时，非正式制度是重要补充［11］。在复杂制度背景下，需要关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间的耦合关系和整体效能，系统研究制度组态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能力［12］。《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从政府干预、非国有经济发展、地方保护、劳动力和金融市场发展、地方中介组织和法治水平5 个维度反映了各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完善程度，能够较为全面地衡量区域正式制度环境［13］。现有研究发现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等正式制度要素对区域创新有重要影响［14-15］。传统主义文化（traditionalism）体现社会中代际相传的信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是我国社会环境中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要素。研究指出传统主义文化会影响社会成员创新想法的产生和实施［16］，对地区创新创业行为起重要作用［17-18］。基于制度基础观，本文将市场化指数与传统主义文化纳入研究框架，探究两者所构成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间关系。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正式制度要素与传统主义文化如何共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两者间呈何种耦合关系？什么样的制度组态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以我国31 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采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和中国区域文化地图相关数据，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 tive analysis，fsQCA）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正式制度要素与传统主义文化共同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当正式制度不完善时，传统主义文化成为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有4 种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路径，其中政府市场关系和非国有经济发展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本文有以下两方面理论贡献。①基于制度基础观，系统考察正式制度要素与传统主义文化所构成制度组态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丰富了非正式制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的认识，弥补了单一视角研究的不足［7］。②发现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多条等效路径及不同路径中制度要素间耦合关系，回应了制度复杂性理论更细粒度地考察制度要素间连接关系的呼吁，加深了对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间“殊途同归”“多重并发”等复杂关系的认识［19］。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为政府部门通过完善制度政策环境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提供指导。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正式制度是以成文形式确定的规则，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非正式制度是社会成员长期交往中形成、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包括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等［20-21］。制度基础观认为制度是影响区域创新的关键因素，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通过塑造规则、改变创新成本与收益等方式影响区域创新能力［22］。基于制度基础观，大量研究分析了制度要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侯鹏等［4］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创新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有效保障创新主体利益，激发创新活力。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私有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宋跃刚和杜江［5］认为制度环境决定创新模式和资源分配效率，进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实证结果表明提升市场化程度、金融深化程度 等正式制度要素水平能够显著提高东、中部地区创新能力。马建堂［23］指出产权保护薄弱会阻碍创新发展， 退出机制不健全、数据市场建设滞后会导致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市场监管效能不高会减弱创新动力。刘伟［24］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要素市场、多元化企业产权等制度创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基础。黄群 慧［25］指出金融垄断格局、企业税负增加会限制实体经济开展创新，科研经费体制僵化影响科研人员积极 性。陈怀超等［26］指出政府支持和人口素质能提升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苏勇等［6］认为非正式制度通过形塑创新主体行为选择，影响创新主体价值取向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例如，广东省强大的创新能力不仅 得益于高度市场化、集群化、国际化的政策体系，也离不开崇尚务实、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的岭南文化［7］。

现有研究拓展了制度要素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的认识，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正式制度要素，仅有少数学者分析了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影响，且少有检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6］。制度基础观同时强调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影响，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11］。因此， 既要进一步探索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更多非正式制度要素，还要系统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如何共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②现有研究多基于“还原论”思想分析制度要素的“净效应”，难以解释多制度要素的共同作用及耦合关系，无法全面理解制度要素与区域创新能力间关系［8-9］。制度复杂性理论认为在复杂制度环境下，需要以组态思维系统考虑多制度要素的共同影响，从整体视角分析制度要素间连接关系及组态效能［12］。因此，需要更加细粒度地分析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间关系，研究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

市场化指数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5 个维度，并从政治、经济、资源、法律等多个角度描述各地市场化改革进程，被广泛用于测量区域正式制度［13］。使用市场化指数5 个维度既能全面描述区域正式制度环境，也能很好地识别不同要素间可能存在的替代、互补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上述5 个维度衡量正式制度。其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现了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保障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能为创新主体提供良好环境，鼓励企业通过创新方式参与市场竞争，激发区域创新活力［14］。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国有经济以外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情况。非国有经济发展能促进区域创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驱动［15］。产品市场的发展反映地方政府对当地市场的保护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会降低研发溢出，阻碍区域创新［27］。要素市场的发展衡量以金融和人力资本为代表的资源要素丰沛程度。健全的要素市场可以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和充足的人力资源，降低创新风险、凝聚创新动力［28］。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体现创新基础设施情况。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和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利于创新的开展、保障创新主体利益［28］。

文化深刻影响区域创新，是导致创新能力差异的关键原因［29-30］。传统主义文化是我国社会环境中一项重要非正式制度，体现了社会中代际相传的信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31］。高传统主义文化社会通常表现出服从权威、勤俭节约、遵循守制、忍耐克己、相互依赖等特点，社会成员保持紧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形成有效的合作网络。非高传统主义文化社会通常表现出追求杰出绩效、重视未来投资、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特点，社会成员接纳创新，鼓励竞争，追求实现自我价值［17］。研究表明传统主义文化会影响社会成员创新想法的产生和实施［16］，对地区创新创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7-18］。因此，考察传统主义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要素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有重要价值。那么，高传统主义文化地区和非高传统主义文化地区是否都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正式制度要素与传统主义文化构成何种制度组态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不同组态中两者呈怎样的耦合关系？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并致力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文构建了正式制度与传统主义文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效应模型（见图1）。

图1 正式制度与传统主义文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效应模型

Fig. 1 Configuration effect model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traditionalism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2      研究方法

2.1   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

QCA 方法由社会学家RAGIN 于1980 年代提出，近年来在管理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32］。该方法基于集合论和布尔运算法则，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优势，以组态思维解决因果复杂性问题［33］。本文选择QCA 方法主要基于3 点原因：①QCA 方法能揭示制度要素间耦合关系，而传统回归方法只能解释单个制度要素的“净效应”，难以分析3 项以上要素的相互作用［9］；②QCA 方法可以识别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等效路径，比较不同组态间制度要素的替代、互补关系，比较产生高/非高区域创新能力路径的非对称关系［32］；

③QCA 方法适合对中小样本进行研究，保留案例独特性同时避免大样本研究忽视案例独特性与深度的不足。本文包含高和非高区域创新能力案例，对地方政府提高区域创新能力、避免落入非高区域创新能 力“陷阱”有实践价值和推广性［34］。基于数据特点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在处理类别（kind）问题和程度（degree）问题的优越性，本文采用fsQCA 方法。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1 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使用3 个数据库数据。区域创新能力数据通过《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0》获取。5 个正式制度要素，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的数据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传统主义文化数据来自赵向阳等［35］的研究。在6 个条件下，本文仅包含31 个样本，存在一定的有限多样性问题。然而考虑本文以31 个省、市、自治区为对象，扩充样本量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各地正式制度要素和传统主义文化均存在强异质性，能够保证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质性要求，实现案例间充分比较［36］。因此，本文采用31 个样本是可以接受的。

2.3   条件与结果测量

1）  区域创新能力。专利申请数是支撑区域创新的关键因素和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尽 管专利申请数不能完全代表区域创新能力，但两者强正相关［37］。因此，本文用各地区专利申请数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由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使用的是 2016 年数据，考虑滞后效应，本文用2017 年专利申请数来度量区域创新能力［27］。

2）  正式制度。本文采用的正式制度要素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均源自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各要素的度量如下。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度量。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由“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占比例”“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例”“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度量。③产品市场的发展由“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度量。④要素市场的发展由“金融业的市场化”“人力资源供应条件”“技术成果市场化”度量。其中，金融业的市场化由“金融业的竞争”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二级指标衡量；人力资源供应条件由“技术人员供应情况”“管理人员供应情况”“熟练工人供应情况”二级指标衡量。⑤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由“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知识产权保护”3 个指标度量。其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由“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和“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二级指标衡量。各指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

3）  传统主义文化。该数据来自赵向阳等［35］的研究。该研究基于GLOBE 文化维度分类，从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权力差距、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人际关系导向、绩效导向、小团体集体主义、性别平等、恃强性9 个维度描述我国各地区文化，得到区域文化地图。传统主义文化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导向、权力差距和小团体集体主义3 个方面［17］。在传统主义文化下，社会成员人际关系通常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且容易从亲属、朋友处获得支持；社会成员被鼓励遵守社会规范，强调服从权威；社会成员通常维持传统的大家庭观念并与亲属保持密切联系，重视团队合作［17，31］。使用单一文化维度将无法全面体现传统主义文化特点。因此，参考现有研究［17］，本文用中国区域文化地图中人际关系导向、权力差距和小团体集体主义3 个维度的算术平均值测量传统主义文化。

2.4   条件与结果校准

QCA 方法需要将原始数据校准为模糊隶属分数集合［38］。校准过程要设定3 个定性锚点：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和交叉点。遵循现有研究，本文用客观分位数值来确定锚点［8］。参考GRECKHAMER［39］的研究，本文使用条件与结果的90%、50%、10% 分位数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 个定性锚点。条件与结果的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集合、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3      分析结果

3.1   必要性分析

为避免必要条件在简化过程中被消除，首先对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36］。结果如表2 所示。所有条件的一致性得分均低于0.9，表明不存在产生高/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

表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根据真值表一致性分数缺口，遵循FISS［40］的建议，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34］的建议并结合样本数量，将PRI 阈值设定为0.75，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在非高区域创新能力中进行标准化分析时，因为市场中介组织和法治环境的重要支持作用［28］，选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作为质蕴含项。进行反事实分析时，本文假定单个制度要素出现与否均能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QCA 分析得到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3 类解。将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视为核心条件，将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视为边缘条件［36］。参考RAGIN［41］，本文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产生高、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

表3 表明共有4 种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IC1、IC2a、IC2b 和IC3。组态IC2a 和IC2b 的核心条件均为高传统主义文化、高政府与市场关系和高非国有经济发展，两者构成等价组态。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4 种组态一致性均大于0.89，解的总体一致性大于0.9，表明各组态均是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充分条件，解的总体覆盖度为0.715，表明本文选取的制度要素及组态构成是解释高区域创新能力产生的重要原因。表3 还发现NIC1a、NIC1b、NIC2a 和NIC2b4 种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解的总体一致性为 0.949，总体覆盖度为 0.678，表明本文选取制度组态同样是解释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

3.2.11           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   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具体如下所示。

1）政府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中介组织和法治环境共同驱动型。组态IC1 表明以高政府与市场关系、高非国有经济发展、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为核心条件，高产品市场发展为边缘条件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良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能够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企业通过创新等方式开展市场竞争，进而激发创新活力［14］。非国有经济是创新的重要主体，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使更多的主体投入创新活动中，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15］。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的建立可以更好地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和保障［28］。三者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三者的协同才能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该组态结果说明，虽然正式制度对区域创新能力有重要影响，但单一要素无法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只有同时具备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环境才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25］。组态IC1 的典型区域包括广东、上海、山东、江苏等。例如，上海是我国市场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市的非公有经济也非常发达。2019 年上海市非公有制经济生产总值19 826.64 亿元，占上海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2.0%［42］。上海的法治环境与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也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上海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在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上海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2）  高传统主义文化环境下政府市场关系和非国有经济驱动型。组态IC2a 表明以高传统主义文化、高政府与市场关系、高非国有经济发展为核心条件，高要素市场发展、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为边缘条件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组态IC2b 表明以高传统主义文化、高政府与市场关系、高非国有经济发展为核心条件，高产品市场发展、非高要素市场发展为边缘条件也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高传统主义文化的社会成员保持紧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这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可以部分替代市场中介组织和法治环境所发挥的作用，为创新活动开展提供保障和支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通过构建政府市场关系来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通过创新等方式开展市场竞争，进而激发创新活力［14］。非国有经济也是创新的重要主体，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使更多的主体投入创新活动中，提高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15］。通过传统主义文化、政府市场关系和非国有经济的有机结合，也可以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组态IC2a 的代表区域是浙江省。浙江省政府与市场关系良好，“最多跑一次”服务实现政务流程简化、服务效率提升。浙江省非国有经济充满活力，2020 年民营经济创造税收占全省税收收入的73.9%［43］。同时，浙江省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营造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为区域创新提供有效保障。组态 IC2b 的代表区域是河南省。河南省通过落实“拓宽领域”“创业扶持”“扩大融资”“减税降费”等政策改善政府与市场关系，减少地方保护，构建公平竞争、标准统一的市场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民营经济发展。2017 年河南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完成 3.2 万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71%［44］，弥补了河南省要素资源相对不足的短板。在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两地创新能力均位居全国前列。

3）  非高传统主义文化环境下要素市场和非国有经济驱动型。组态IC3 表明以非高传统主义文化、高非国有经济发展、高要素市场发展为核心条件，非高政府与市场关系、高产品市场发展、非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非高传统主义文化的社会成员接纳创新，鼓励竞争。创新主体间形成的良好市场竞争环境可以部分替代政府与市场关系所发挥的作用， 促进企业通过创新等方式开展市场竞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完善要素市场来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保障［28］。发展非国有经济使更多的主体投入创新活动中，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驱动［15］。通过传统主义文化、要素市场和非国有经济的有机结合，也可以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组态IC3 的代表区域为湖北省。湖北省要素市场建设完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各项生产要素充沛。湖北省非国有经济非常活跃，2020 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73.10 万户，其中私营企业22.62 万户，个体工商户49.13 万户［45］。同时，湖北省着力解决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在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湖北省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3.2.2    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分析 本文还发现4 种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制度组态。组态NIC1a 和NIC1b 表明以非高政府与市场关系、非高要素市场发展为核心条件会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政府干预市场会破坏良好市场竞争环境，阻碍企业投入创新活动。要素市场匮乏无法提供创新所需的人力和金融支持，不能为创新活动提供保障。在两者共同影响下区域创新能力难以提升。组态NIC2a 和NIC2b 表明以非高政府与市场关系、非高产品市场发展、非高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法治环境为核心条件会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政府干预市场会破坏良好市场竞争环境，阻碍企业通过创新等方式开展市场竞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会减弱研发溢出，阻碍创新交流。市场中介组织缺失和法律政策体系不健全无法为创新活动提供保障和支持。在以上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无法实现高区域创新能力。这说明 正式制度要素不健全是导致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原因，政府干预市场是造成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3.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分析结果稳定可靠，本文进行了3 种稳健性检验。①本文对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进行检验。参考SCHNEIDER 和WAGEMANN［38］的建议，本文将一致性阈值分别调整为0.85 和0.90，保持PRI阈值和案例频数阈值不变，产生的组态结果未发生变化。②考虑制度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滞后效应，本 文采用两年滞后期，使用2018 年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得到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一致，其一致性和覆盖度仅有细微变化。结果如表4 所示。③考虑有限多样性问题及仅使用专利申请数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不足，本文将条件分别与各地区2017 年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匹配，得到两组数据，并将两组数据汇总得到一个62 个（31×2）观测值的样本。保持校准点不变，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PRI 阈值设定为0.7，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基本一致。结果如表5 所示。以上3 个检验均表明本文结果有很好的稳健性。

4      结论、贡献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探索正式制度与传统主义文化构成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间关系。发现一种以高政府与市场关系、高非国有经济发展、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为核心条件，两种以高传统主义文化、高政府与市场关系、高非国有经济发展为核心条件，一种以非高传统主义文化、高非国有经济发展、高要素市场发展为核心条件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路径。结果说明：①单一制度要素无法构成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②不同传统主义文化地区都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③非国有经济发展是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④产生高与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并不对称。

4.2      理论贡献

本文有以下两方面贡献。①本文考察传统主义文化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发现传统主义文化不是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高/非高传统主义文化地区都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这回应了制度视     角下的区域创新研究考察更多非正式制度要素影响的呼吁，丰富了非正式制度要素与区域创新关系的认识。同时，本文系统考察正式制度要素与传统主义文化的共同影响，发现当政府市场关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不完善时，传统主义文化起重要补充作用。这响应了制度基础观从整体视角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呼吁，深化制度基础观在区域创新研究中的应用，避免了单一视角研究的不足［7］。②本文分析正式制度要素和传统主义文化构成组态的影响，发现单一要素不是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只有同时具备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或正式制度要素与传统主义文化相匹配才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这弥补了使用“还原论”思想研究制度要素“净效应”的局限，回应了制度复杂性理论更细粒度地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间耦合关系的呼吁［12］。同时，本文发现不同传统主义文化地区实现高区域创新能力的4 种等效路径和非国有经济发展扮演的核心作用，有助于加深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间“殊途同归”“多重并发”等复杂关系的认识［34］。

4.3      实践价值

本文对政府部门有如下建议。①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均有重要作用，完善正式制度的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对包含传统主义文化在内的其他非正式制度给予重视。由于非正式制度是长期形成的社会规则，深刻影响社会成员行为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关注非 正式制度，确保正式制度能与非正式制度相匹配。②非国有经济发展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核心动因， 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激发非国有经济活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重视改善与市场关系，推进落实简政 放权等工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③政府部门在完善制度政策环境时应立足地区实际、有所侧重，如高传统主义文化地区可以通过优先加强政治和经济制度建设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如下局限，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①由于条件限制，本文仅有31 个样本，存在一定的有限多样性问题。未来研究应对该问题给予更多关注，通过扩大样本等方式加以解决。②本文仅基于静态视角的组态理论展开研究，未来可基于动态耦合视角，拓展跨时间数据，运用动态QCA 方法探索制度组态的多重变化轨迹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46］。③本文基于省级层面数据展开，而各省、市、区内不同地区制度环境与创新能力同样存在差异。未来可基于地市级单位展开研究，加深对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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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Institution, Traditionalism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Configuration

YU Rui-xiao，WEI Shi-hao，SU Zhong-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RIC）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accelera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Thus，how to improve RIC effectively through improving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Drawing on the institution- based view and data across 31 provinces in China， it analyze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configuration and RIC by using configurational thinking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while integrating the index of marketization as formal institution factor and traditionalism as informal institution factor. It finds that single institution factor can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high RIC. Well-established political， economic，and legal institution configuration can produce high RIC together. Traditionalism can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formal institution，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raditionalism could also produce high RIC. The recipes that produce non-high RIC is not in opposition to the recipes that produce high RIC.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paths producing high RIC，which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 configuration on RIC as well a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raditionalism. This study can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 to enhance RIC effectively.

Keywords：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formal institution；traditionalism；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fsQ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