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摘要：“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并实施就业优先的战略.然而,两项任务并非一蹴而就,现有研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出统一结论.本文基于 2008-2020 年中国 A 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2）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 “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3）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4）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环境规制 就业 绿色技术创新 重污染行业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Green for Lab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mployment of Heavy Pollut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QIN Bing-tao1,2 YANG Kun1 GE Li-ming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2. Reg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3.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ointed out that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should be accelerated, and the strategy of giving priority to employ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However, the two tasks are not achieved overnight, and existing research has not reached a unified conclu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A-share heavily pollut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20,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mploymen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of enterprises, and this result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control of endogenous problems;(2)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push back"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allevia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mployment; (3) I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advers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employment mainly affect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low-educated people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4)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ill weaken the advers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employ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R&D investment will aggravate the advers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employment, and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end-of-pipe innov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mploymen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avy polluting industries

为了应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执行严格的环境管控政策.在“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当前和更长时期发展的重要内容,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但普遍认为,环境保护将导致直接相关部门的失业,中国政府正面临就业和环境保护之间艰难的权衡 [1].“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指出,2025 年我国劳动力数量将维持在约 8.03 亿左右的高水平,每年高校毕业生等需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达 1500 万人左右,加上每年1000 万左右的城镇失业人员以及年均200 多万的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促进就业任务异常繁重.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驱动力,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会带来就业 红利 [2].企业可以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通过生产过程的绿色创新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缓解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矛盾,等待就业红利的到来.具体来说,企业要遵守新的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生产过程相结合,雇佣更多的工人安装或维护治污设备、进行工艺改进或者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这些可能使企业雇佣更多或者更少的工人.并且,《“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指出,要强化源头减量、过程控制和末端高效治理相结合的绿色发展理念.因此,从生产全过程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就业, 以及环境规制能否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就业产生影响,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较复杂,学者们围绕此问题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不得不采取减产、停工等措施,导致企业的生产规模减少,从而导致劳动力的需求减少[3 4].当企业引进先进的治污设备,会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替代劳动力,这也可能造成就业的损失 [5].第二种观点是,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带动作用.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就业是可以实现兼容的,并且环境保护已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创造就业的行业[6 7].尤其是前端治理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产量的扩大效应大于规模的缩减效应,从而吸纳更多的企业劳动力 [8].第三种观点是,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两者之间呈 “U”型非线性关系 [9 10 11].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就业规模先下降后增长,并且我国目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

“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在后疫情时代的高质量发展,不再依靠要素驱动,而是依靠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创新 [12].根据 Porter 提出的“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13].但也有学者认为“波特假说”的成立存在一定假设条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地区、环境规制的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14 15].大多数学者都广泛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少有学者研究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当技术进步带来的企业竞争力提高的积极影响大于减产带来的消极影响时,环境规制可能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16].通过对我国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在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当技术创新跨越一定门槛后, 可以实现环保与就业的“双重红利” [11].但也有学者指出,环境规制强调的是一种企业负担 [17],政府施行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选择环境标准相对低的行业进行生产,而不是开展更多的研发与创新活动, 这损害了企业原本行业的就业.

对于企业来说,只有将绿色技术创新应用于生产的全过程,才能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污染减排处理技术,其作用机制和效果有较大的差异 [18].Demirel 和Kesidou 从生产的全过程角度出发将污染减排处理技术分为：环境研发投入（R&D）、工艺改进（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末端治理（end-of-pipe treatment）[19].末端治理是以减少已生产的污染物为目的（毕克新等,2011）[20],通过“先污染,后治理”消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的技术与设备创新 [21].工艺改进是通过生产过程的创新,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22].而环境研发投入是指,一个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末端治理技术创新有利于就业创造,而清洁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改进创新则对就业有削弱作用 [23 24].但在对欧洲国家的调查中发现,清洁生产主要对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并对就业数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25].研发投入活动具有高投入、回报期长、收益不确定的特点,因此研发投入在短期内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负向影响,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就业增长具有正向影响 [26].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从地区、行业层面进行研究 [27],缺乏重污染行业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并且,关于环境规制、就业以及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两两之间的讨论 [11],而对环境规制与就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影响路径的研究比较少,鲜有从生产全过程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改进的局部均衡模型,理论分析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其次,基于 2008-2020 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的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了准确测算；最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的模型框架参照 Berman 和 Linda（2001）的研究思路,从生产的局部静态均衡模型出发将企业的生产要素分为准固定要素和可变要素[7].准固定要素是指受到一定投入约束的生产要素,比如企业遵守环境法规而发生的减排活动.可变要素是指不受约束,企业可以迅速调整的生产要素,比如企业的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为了在相同的理论框架下探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本文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改进并引入了绿色技术创新因素.

假设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可变成本函数有如下形式： 

CV = F (Y , X1 ××× XJ , Z1 ××× ZK )

（1）

其中,Y 代表企业产出, X 代表企业可变要素的投入量, Z 代表企业“准固定”要素的数量.从利润最大化的一阶导数可得,可变要素劳动力（ L ）的需求作为产出（ Y ）、其他可变要素（ X ）投入、准固定投入（ Z ）的函数.我们用近似线性方程表示为：

然后,环境规制（ R ）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如下：

子第一项 r dY 代表环境规制对产出的影响.通常来说,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导

致产量的下降,降低企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式子第二项g J

代表环境规制对可变要素的影响.环境规 

制的变动会引起企业对资本、能源、劳动力等可变要素利用比例的调整,环境规制的加强使得能源资本的价格上升,由于资本与劳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从而使得就业人数增加.

环境规制可能会激发的绿色技术创新并作用于污染减排活动,这样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就转化为绿色技术创新与就业的关系 [28].由此，为了分析绿色技术创新与就业的关系，本文在（3）式中引入I 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得到（4）式。其中， dI 代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dZK 代表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治污与减排活动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可以用式（5）右侧前两项之和表示, r

与替代效应.规模效应是指环境规制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产出的减少,从而降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在长期均衡中,环境标准的提升增加了产品边际成本,使得完全水平的供给曲线向上平移,增加了产品的价格,从而降低了产品需求并使得企业规模下降.并且,对于寻求进入某一行业的公司来说,环境规制会阻碍企业的进入.替代效应是指,在成本最小化的目标下企业会根据要素的价格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 在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比例会所调整 [9].环境规制的增强使得与污染相关的要素价格上升,劳动力要素价格相对变小,由此通过替代效应对企业的就业产生正向影响.因此,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是负向的规模效应与正向的替代效应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企业来说,为了应对环境监管,企业往往会做出缩减生产规模的选择 [29],继而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企业内部,企业受规模效应的影响较大,环境规制会降低对企业劳动力的需求. 

环境规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就业,还可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就业产生间接影响.首先,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分为负向的“遵循成本”和正向的“倒逼”效应.负向影响是指,环境标准的提升会使企业增加与污染治理相关的支出,从而挤占了企业的一部分研发支出与创新意愿,从而会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向影响是,环境规制可以刺激创新,完全抵消遵守法规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倒逼”效应体现在企业管理者的战略选择以及企业内部的激励 [30]. 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会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信心,从而提高了投资者对企业的估值.外部投资者的对企业的预期,促使企业管理者积极进行选择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战略.并且通过绿色创新,企业可以获得在绿色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并提升企业的营业利润,促进企业管理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因此,式（5）中 dI 的系数是不确定的.其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会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环境规制的增强,企业会加大环保投入激发企业研发新技术并作用于污染减排活动,促使企业增加 研发投入,重视工艺改进和末端治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对企业的就业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中介效应影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

对于企业来说,环境规制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并通过生产过程的污染减排活动对就业产生影响.从生产的全过程角度出发,企业的治污减排活动可以分为三类：研发投入、工艺改进、末端治理.其中Z1 代表企业的研发投入, Z 2 代表清洁技术创新, Z3 代表末端治理.从生产过程的前端治理来看,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刺激创新,但研发投入长期占用大量资金,挤出其他生产活动,造成企业产量规模的下降,式子

（5）中 b1  通常被认为是负的.从生产过程中的绿色化来看,工艺改进是指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而进行的技术创新.这种技术上的创新与生产过程结合,会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并且淘汰落后治污设备,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并且,通过工艺改进过程的创新,企业优化了生产流程,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 b2 通常被认为是正的.从生产过程的末端治理来看,末端治理技术的创新是指在生产结束时安装减少生产过程中已产生的污染排放量,旨在减少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量.这往往使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加大, b3 通常被认为是负的.因此对于企业来说,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方面是创造就业的补偿效应,另一方面是破坏就业的替代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末端治理会强化环境规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进行工艺改进会弱化环境规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图 1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就业之间的传导机制图

Fig. 1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从理论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对就业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就业产生间接的中介效应,并且绿色技术创新还可以从生产前、中、后端对环境规制就业产生调节效应.因此,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中既有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直接影响系数,还引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并进一步引入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工艺改进以及末端治理的交互项,从而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机制.

第一步,对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在公式（6）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年份. Emp 代表企业就业人数,表示企业i 在t 年的员工人数. Regu

表示企业i 在t 年的环境规制强度, CV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l 为省份虚拟变量, w 为年份虚拟变量, e 为

第二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ln Empit = a0 + a1Reguit + a2CVit + lt + wp + eit

lnTGreenit = a0 + a1Reguit + a2CVit + lt + wp + eit

ln Empit = a0 + a1Reguit + a2 lnTGreenit + a3CVit + lt + wp + eit

公式（7）以企业的员工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公式（8）以绿色技术创新（ TGreenit ）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公式（9）以企业员工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总效应分为环境规制对企业员工数量的直接效应和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就业的中介效应.公式（7）、公式（8）、公式（9）的其余变量,均与公式（6）相同.

第三步,根据假设 3,从生产全过程角度出发,将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分为研发投入、工艺改进以及末端治理三条路径.引入环境规制与三者的交互项,进一步探讨前端治理,工艺改进与末端治理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调节作用,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ln Empit = a0 + a1Reguit * yftrit + a2CVit + lt + wp + eit ln Empit = a0 + a1Reguit * gygjit + a2CVit + lt + wp + eit ln Empit = a0 + a1Reguit * mdzlit + a2CVit + lt + wp + eit

公式（10）研究前端治理创新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影响,公式（11）研究工艺改进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影响,公式（12）研究末端治理创新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影响.公式（10）中的 yftr 代表企业i 在t年的研发投入的强度,公式（11）中的 gygj   代表企业i 在t 年的工艺改进效率,公式（12）中的 mdzl   代表

企业i 在t 年末端治理过程,上述公式的其余变量,均与公式（6）相同.

2.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 A 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①2008-2020 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机制.与其他行业相比,重污染行业企业整体上污染较重且能耗较大.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数据来源如下：（1）绿色技术专利数据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绿色专利 IPC 分类号,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进行了全面地梳理与筛查,形成了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2）环保投入数据以及论文所使用的其他企业财务数据,均来源于CSMAR 数据库.

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以下处理：（1）为了控制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李青原和肖泽华对数据的处理方法,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Winsorise）[30]；（2）剔除了 ST、ST*以及 PT 等非正常交易的上市公司（3）剔除了变量观测值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共得到 799 个观测样本,表 1 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就业（lnEmp）.本文用上市公司企业当年在职员工人数表示就业水平,并进行对数化处理,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Regu）.环境规制代表政府为了保护环境而制定的一系列的环境政策和目标.环境规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31]：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权力强制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例如环境排放标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价格等市场信号,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等环保活动,例如收取排污费.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是指企业或居民自发参与环境保活,强调企业的主动性与自愿性. 对于环境规制的度量指标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学术界较多根据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排放量等构建综合指数,但少有指数做到全面 [32].环保投入是指企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支出,包括污染治理支出、节能减排支出等,企业环保投入越多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大.本文借鉴李园园等做法,为了排除不同企业规模差异的影响,将环保投入与固定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33].

2.2.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绿色技术创新（TGreen）.绿色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在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34].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类型.本文选择其中更具创新性的发明专利.并且由于企业专利在申请过程中可能投入使用,并对企业的生产过程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用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每年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占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比例作为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更加及时反映企业真实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2.2.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如下：（1）企业规模（ln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2）企业年龄（lnage）,用企业上市时间的对数表示并且代表企业的成熟度;（3）平均工资（lnwage）,企业支付的薪酬总额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来衡量,平均工资用薪酬总额除以当前企业员工总数的对数表示;（4）企业成长能力（growth）,用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来表示;（5）资产回报率（lev）,用企业净利润除以资产总额来表示;（6）资产负债率（roa）,用企业的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来表示;（7）经济发展水平（lngdp）,为了减少宏观经济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本文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表 1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本文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列（1）可知,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对企业的员工数量造成不利的影响,这表明在现阶段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规模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企业环保投入增加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造成企业规模的下降从而验证了假设（1）.在列（2）、列（3）中控制了时间、地区效应以及纳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依然显著存在.

 从控制变量角度来分析,企业规模的系数在 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扩大表明企业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从而对企业就业人数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表中还看出,平均工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在 1%、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一方面企业工资的提高会造成企业用人成本的增加,从而对企业的员工需求造成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调整,这可能对就业人数造成一定的冲击.

表 2 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影响分析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同下表.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内生性问题 虽然在基准回归中采用了省份、行业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由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也会造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严格的外生工具变量通常很难找到.前期的环保投入与当期的环保投入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当期的环保投入无法对前期的环保投入产生影响,因此变量的滞后值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本文参考龙硕和胡军的做法,以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值（l.Regu）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3 的列（1）[35].第一阶段回归 F 值大于 10 并且工具变量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并且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如表 3 列

（2）所示,环境规制与就业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因此,本文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对结果的干扰后,环境规制仍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实证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3.2.2    替换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李青原和肖泽华、闫文娟等做法,采用“企业环保投入/营业收入”这一环境规制的相对指标（Regu）作为解释变量,并使用模型（1）再次检验[30 31].实证结果见表 3 中的列（3）, 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实证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3.2.3    引入省份与年份以及行业与年份的交互效应 为了控制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重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本文通过生成虚拟变量的方式进一步纳入行业固定效应.实证结果见表 3 中的列

（4）       ,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通过更换解释变量和进步控制行业效应, 实证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验证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

表 4 列（1）检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总体效应,即环境规制提高会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列（2）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列（3）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系数均显著,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从而验证了假说 2.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倒逼”绿色技术创新减缓对就业的不利影响.这表明,环境规制的正向的“倒逼”效应大于负向的“遵循成本”,从而整体上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 术创新.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环保投入在“倒逼”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企业会面临较多资金投入,不利于企业规模扩大.虽然绿色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但环保投入对就业的规模效应仍然大于替代效应.因此,企业应当加强研发费用的内部控制,并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4 异质性分析 

4.1      股权性质异质性分析

由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创新资源与政府补贴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本文按照企业的股权性质分组后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从表 5 列（1）和列（4）的比较来看,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就业的冲击更大.由于国有企业的规模更大,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面临较小的监管成本,环境规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从列

4.2      劳动力结构异质性分析

为了探究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变动对高学历与低学历员工的需求影响,本文按照劳动力结构差异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下表 6 所示.其中,企业员工中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员工定义为高学历人群,大专及以下的员工定义为低学历人群.根据回归结果,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高学历和低学历人群均产生间接中介效应.但是根据表 6 列（1）列（4）对比来看,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对低学历人群的就业冲击更大. 分析原因可能是相对于高学历人群来说,低学历人数较多,当企业缩减规模时对低学历人群的就业影响更大.并且通过对列（3）与列（5）式对比,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企业对低学历人群的需求冲击更大.这可能是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促使企业需要配备研发人员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对高学历人群的冲击较小.

表 6   基于劳动力结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4.3      区域异质性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上市公司分布广泛.考虑到中国各省在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和创新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将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探究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东部地区包括 11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 8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 11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西藏和内蒙古.由下表可知增强环境规制可以显著“倒逼”东部、中部地区的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并不能发挥其中介效应.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中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并且企业创新能力较强,因此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并减缓缓解规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并且通过比较表 7 列（1）、（4）、（7）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就业受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这表明该地区污染比较严重,地方政府主要通过选择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来实现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目标.而在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分析原因可能是西部发展较为落后,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并且享受较多的政策倾斜与政府补助,因此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企业就业的影响不大.

表 7   基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region-base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5 进一步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企业生产的前、中、后端对研发投入、清洁生产或者末端治理效率产生影响.因此,本部分以 2008-2013 年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引入环境规制与三者的交互项,进一步探讨前端治理,工艺改进与末端治理对环境规制就业效应的调节作用.前端治理用企业的研发投入（yftr）表示,研发投入金额越多表明,企业为应对环境标准的提升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越大.在路径研究中,本文借鉴陈媛媛和李坤望 [36]的做法,选取中国最重要的空气污染物 SO2 作为衡量指标.①因此,工艺改进（gygj）用 SO2 产生量与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比值越小表明企业处理污染物的能力越强.末端治理（mdzl）则用 SO2 排放量与 SO2 产生量比值表示,比值越小表明企业安装的末端处理设备越多,治污与减排能力越强.SO2 产生量、SO2 排放量与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表 8   进一步分析结果

本文通过对 CSMAR 数据库和工企数据库合并进行进一步分析,表 8 中列（1）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替换数据库后,环境规制仍然显著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证明了本文结果的可靠性.列（2）分析了工艺改进对环境规制与就业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工艺改进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gygj*Regu）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假说 3 得到了验证.工艺改进过程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更新企业的生产设备,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效率提升的效应大于因为环保投入增加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的效应,最终促进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列（3）分析了研发投入对环境规制与就业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yftr*Regu）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 假说 3 得到了验证.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降低污染水平,将会导致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大并挤出企业用于生产的资金,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造成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列（4）分析了末端治理对环境规制与就业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末端治理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mdzl*Regu）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我国转变了原先“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虽然末端治理的调节效果并不显著,但通过列（4）中末端治理的系数可以看出,末端治理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部分学者认为末端治理过程中,为了操作治污设备,企业可能会增加他们对操作工人的需求.而本文的结果从侧面反应了,中国在目前的发展中已经逐步摆脱了这种高耗能的治污方法,转向了更为清洁和创新的过程治理.

6 结论与启示 

环保与就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并实施就业优先的战略.但普遍认为,环境规制会造成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政府面临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艰难权衡.现有文献大多集中讨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直接影响,而忽视了环境规制与就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为了应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企业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生产过程相结合,进行工艺改进、末端治理或者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这些治污技术可能会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本文采用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 2008-2020 面板数据,分析企业环保投入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并且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保护与就业之间的中介效应.除此之外从生产的全过程角度出发,对作用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将对当前的社会就业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说明企业环保投入的提高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加大,降低了企业的产出数量,从而导致规模下降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产生消极影响.第二,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降低就业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倒逼”绿色技术创新进而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第三,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影响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环境规制更能激励非国有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第四,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在目前的发展中已经逐步摆脱了这种高耗能的治污方法,转向了更为清洁和创新的工艺改进.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缓解环境保护与就业之间的矛盾,为未来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双重红利” 提供了理论支持.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由于企业规模效应较大,环保投入的增多会降低企业的就业水平,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的规模合理选择环保资金投入.并且,要以发展的角度看待环境规制,即使环境规制在当期对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 也不能否定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为如果不能很好利用环境规制进行污染防治，那么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制约，对企业的就业挤出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应对环保投入多的企业进行扶持,减少环保投入对企业就业的挤出效应,协调好就业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相信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环保产业的大规模发展，环境规制将会对就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因此政府不能仅仅局限于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扶持,还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推动企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在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试用阶段,企业会面临较多资金投入.政府应该注意到企业在研发过程遇到的资金问题,并根据企业的规模、类型、所在地区等因素对企业进行扶持,如为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较低利息的贷款等.从生产全过程角度来看,工艺改进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也是协调环保与就业的重要途经.因此，政府不能仅以污染物减排数量作为衡量企业治污效果指标,应从清洁生产的角度细化污染减排指标,引领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工艺创新.此外,企业应主动承担起环境社会责任,不断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将绿色创新落实到整个生产过程,积极进行工艺改进进而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 第三,要考虑企业所在地区、股权性质和劳动力结构的异质性,政策的制定要避免“一刀切”.首先,环

境规制在“倒逼”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上具有显著作用,政府应进一步激发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但像一些受资金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增强市场的活力.其次,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注重人才的培养,发挥高学历人才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同时也要关注,受环境规制冲击较大的低学历人群和中部地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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